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村象征性地由张满囤当村支书)，显然没有带来多少变化。的 确，年轻的张满囤是住在东村的张氏家族中第一个掌此大权的 人。但他的母亲是近40年中当地最有权力的领导人耿长锁的 长女。耿惟一成年的孙子是保定市的银行负责人。党内家长制 把村社权力的火炬交给家族血统中最有前途的人。我们找到了 隐秘的因素，揭示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秩序中，有组织的文化力 量也在深刻地塑造着国家与社会。 在与村民们以及国家、省、专区、县、公社、村和街道的 许多干部的反复交谈中，我们发现了文献和访问中所显示出的 不同观点和自相矛盾的资料。这些线素逐渐形成了本书所阑述 的四大方面的问题：党一国家体系的动力、文化连续性、新民 族主义、由20世纪初混乱和战争及后来又由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策所强化的几代人的困境和冲突。 在那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最早的华北之行期间，当地干部 先是编造了一个天方夜谭，遂使访问该村惟一幸存的地主李茂 修的请求遭到拒绝。当地官员警告说，地主会用荒言来迷惑我 们。可我们坚持要去访问、县长李光辉则答复说，“我们可以 安排会见”，但又说，“不过首先必须召集全村会议，解释你们 坚持要访问一个阶级敌人，而解释之后，村民们可能不愿与你 们说话了”。这个代价似乎太高了。 在经过两年共4次访问之后，李县长®对调研小组说： “对了，你们不是要见一见地主李茂修吗？”可实际上我们已见 过了。从1980年起，与已恢复名誉的李茂修、他的妻子范淑 芳及他的整个家庭之间的谈话已成为可能。官方不再限制与各 级领导、积极分子、劳模、英雄战士、旧社会的被剥削者及今 天的富有者之间的会谈。结果，在对农村生活进行描绘时，不 仅增添了地主，还有尼姑、强奸犯、打老婆者、道士、开小差 的士兵、身体残废的年轻恶棍、过去的领导、下台干部、失意 10
导高 的乡绅、强权的受害者与对手、现在仍很穷的人与以前的富 人、宣传员、教师、作家和艺术家、从未参与政治运动的人和 那些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包括那些被称为阶级敌人并送到监狱 劳改的人，被当作替罪羊的无辜者，“地主”李茂悠，以及由 于驳斥“大跃进”经济的不合理性而被判25年徒刑的拖拉机 站站长师喜生之类的人物。 在毛泽东以后伟大的开放时代，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而有 细微差别的局面。由于实行了面向世界的改革政策，使我们已 有可能进行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调研旅行；尽管官方的限制继续 存在，但已较易接近具有各种经历和观点的村民了。不过， 饶阳县的官员们仍坚持许多改革前的提法。 为了证实我们调查结果的正确性，我们便把本书最初的草 稿送给了当地宫员们，它在省里被传阅，向本书提及的人大声 诵读，这有利于纠正事实上的错误（包括地点、姓名、日期 官职、关系和年表)，对于这一帮助，我们深表谢意。 地方官员们也对他们发现有缺陷的结论进行了讨论。他们 认为本书对历史过程作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阐释，轻视阶级 斗争和杜会主义成就。他们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详细而频繁 地讨论解释上的差异。他们不想让本书披露有关在饥荒年代食 人的惯例、反美运动、各地的苦楚、官员的腐败和蛮横、篡改 过的统计数据、“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内容，但所有这些都已 被记录在本书中。 为了进一步加以证实，我们在对话（驳斥和反驳斥）的过 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人们交谈。十多年中，有些人被访问了 数十次，内容也更为丰富了。这种与许多村民、作家、干部 研究人员和其他人讨论矛盾的新观点的能力，对于获得不是道 听途说的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所有现场访问，本书采纳了大量权威学者的观点，充 1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分利用了档案馆、图书馆、访问调查、文献和许多学者的成 ·果。从民国时代的税收危机到有助于共产党人取得合法性的税 制改革B、弗里德里克·泰维斯有关1948年阶级斗争土改的论 述丽、80年代中国内部关于50年代邓子恢与毛泽东之间争论 的新认识心、琼-鲁克·多梅那赫关于1953~1958年大社的研 究、费孝通对1955~1956年集体化的分析0、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和托马斯·伯恩斯坦“大跃进”织荒之政治原因和结 果的精彩论述®，本书在如此多方面的问题上引用了世界著名 的学者们有说服力的结论，或与他们的结论相同。 有些学者，如查尔斯·约输逊，坚决认为农民的民族主 义是共产主义胜利的关键，而其他学者，如罗伯特·马克斯和 马克·赛尔登“则强调改革在赢得农民参加革命运动方面的重 要性，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本书描述了贫苦 农民的爱国主义如何与社会革命的允诺相结合，解释了许多民 族精英为什么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如果以前在这个专业 问题上的纷争有所弥合的话，则新的争论又产生了。 最近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包括几本专门分析华北平原的 书，都着重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体制危机，但在 分析阻碍国家发展的力量的性质和原因时，却存在着明显的不 问。尽管本书的第一章概述了那种危机的特征，但并没有引用 详细的资料去加入有关晚清时期衰落的讨论⑧。不过，与赵冈 和黄宗智-样，我们的材料说明了偏僻的农村地区长期衰落的 过程 本书与日本（满铁）的研究人员和拉蒙·迈尔斯关于传统 经济得到加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从历史角度描述了农村 集市如何使农民依靠摆摊、做生意、卖苦力、出售家庭副业产 品赚跟所需的现金。可是到了20世纪，这类偏僻的农村处于 分裂的痛苦之中，农村精英和耕种土地或在脱离土地的职业中 12
寻找生存空间的穷人遭到了打击®。 老一代精英的子女们转向反对他们父辈的统治体制，因为 父辈们无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或挽救正统性遭到破坏的中华民 族。这些激进的爱国青年精英争取所有阶层的农民加人领导着 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们重新凝聚成抗战和改革的整 体。以税制改革为核心，改革给华北农村根据地地区带来了一 场静悄悄的、解放的、平等化的革命。 成功的抗战和改革产生了一个受到广泛支持的和形成中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蜜月气氛，以便建设一个富裕面强大的国家 发展一种将给所有人、尤其是最穷困的农民带来尊严和安定的 经济。蜜月气氛在国家权力统一之后还在继续。因而我们认 为，不能把1949年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做与过去的彻底决 裂，即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开端。 另一个漫长而强烈的连续性寓于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激情之 中。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者开始在农村重新崛起之前，民族 主义已在农村知识分子中扎根。爱国主义在抗战时期作为一股 强大的力量得到组织化。另外，农村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中的重 要因素保持和加强了产生新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复杂的文 化有时与社会主义政策分庭抗礼，有时则保持一致。心不过， 社会主义这一外来概念日益与传统的合作方式相冲突，这一冲 突早在1944年就露出端倪。 新体制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几乎难以根治的问题：国力虚 弱、离心离德、技术落后和民众贫困。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 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统治者，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新的统治者所 解决。通过对贯穿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深层连续性的重点考 察，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以便进一步调查分析高度集权的社 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村和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解决途 径，或者障碍，甚至背道而驰。 13
中国乡村，：会三义画家 本书重点突出的一个消极的连续性是市场混乱。与彼得 珀杜、赵冈、洛伦·伯兰特等学者一样，我们发现集市对于 传统的内地经济的繁荣远比老一代研究人员所认为的更为重 要。集市活动是如此重要（即使对贫困的地区也如此），以致 由战争、政治斗争和外来人侵造成的集市中断和社会失序，使 许多农民破产。矛头对着市场、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战争继续 损害穷人中赤贫者的利益，使他们永远不能摆脱贫困。 统治集团在抛弃植根于有着广泛基础的联盟以及与民众意 识相一致的改革政策的同时，代之以毁坏集市、传统文化、家 庭经济，他们在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上冻结消费。当以苏联传 统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为前提的政策得到强化时，蜜月便结束 了。统治集团以防止阶级两极分化和反动阶级进攻的名义，把 社会割裂开来，使人际关系趋于疏远和对抗。这些不合理的 政策建立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的倾向性上，此类倾向在 1949年以前的革命年代就已形成，如把农村阶级关系和谐与 繁荣的农民家庭经济当作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来对待。因 而1949年不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在长期以来通过群众性改 革消灭了私有财产的最大程度的聚敛之后，给农民们贴上好的 和罪恶的阶级成分，使用没收和暴力手段进攻假想中的罪恶阶 级，甚至在1949年之前就已使许多农民非常惊恐。人们只得 通过学会扮演伪君子、向当权者装出一付假面具而部分地幸存 下来。 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 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 的残酷性。1947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团结，内 战中你死我活的特征迫使党的领导人从破坏性和不受群众欢迎 的政策退回来。不过，一旦他们拥有垄断权力，党的一些领导 人又放弃了被群众接受的改革办法。在1949年以前，党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