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三辈：无。3) 28■ 库尔伯在广东北部凤凰村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有关家户成 员和结构的材料。他区分了“自然家庭”和“经济家庭”。前者是 基本家庭(elementary family),而后者则有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家户(household)相契合。库尔伯写道：“经济家庭的成员可能全 部都生活在一个家庭中，或者与其他家庭相结合生活在几个家 庭中，在住所(house)中多少会分成潮州人、汕头人或者南海人。 既然在资金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没有区别，既然所有群体为某一 个首领或家长所管理，生活在这种位置下的人们属于一个经 济一家庭。们因此，很明显，“经济家庭”不仅包括一个住所中的 家庭，也包括以经济单位运作的非聚居的扩大家庭(non-resi, dential extended family)。库尔伯接着指出，“通常地”，“经济家 庭”包括4代，但是在凤凰村家庭规模的幅度从1人到20多人。 有5个一个人的“经济家庭”。许多经济家庭由寡妇以及一个或 多个小孩组成。然而，这些不是典型的例子，而是例外。5) 兰女士将福建40个农民家庭分成配偶家庭(conjugal)(即 基本家庭，elementary)、主千家庭(stem)(基本家庭加上丈夫的 父母)以及联合家庭((joint)。她的分析如下： 配偶家庭 主干家庭 联合家庭 贫 农 10 8 3 中 农 3 1 富 农 1 3 商人和地主 1 4 家户中简单亲属结构占多数，反映了家户在每一代中析分 的趋势。当儿子们长大成人而且结婚的时候，他们开始确立作 为未来家庭单位的家长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个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还健在，已婚的兄弟便很可能在一起生活，但是，随着长辈的过 世，家户的析分就开始了，这至少在农民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 ■29 避免的。汉人自己有时认为，家户析分的过程是妇女之间冲突 的结果。由于继嗣外婚(agnatic exogamy)和从夫居(patrilocali y)的习俗，所有在家庭中的已婚妇女必定属于某种外来的陌生 人。然而，因为汉人的婚烟体系强烈地将已婚妇女的利益等同 于她在新家庭中的其他女性，而且赋子她与娘家之间具有正常 的经济联系，这就迫使她卷入已经证明实际上是她的丈夫和兄 弟之间的竞争。她的卷入可能被人们看作是竟争的基本根 源。6)圣谕口头版本的说教者谈到兄弟之间关系的难处，而且 悲叹：“世间兄弟之争皆为财，有的为钱，有的为田地，有的为房 屋，有的为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刃但是，他也谴责妇女们， 而且对她们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对于今天的男人，爱的主要对 象是他们的妻子。”[8“当然，你爱听你们的妻子说些什么，而且 感觉到她们的谈话中有一些原因，在你们意识到而且相信她们 之前，你一直在听。兄长的妻子对他说：‘你弟弟是懒虫！是浪 荡子！你辛辛苦苦赚钱抚养他，他还老抱怨：难道我们是他的儿 子和媳妇，难道我们要像对待父母一样顺从他？'弟弟的媳妇也 对他说：‘尽管你的兄长知道如何赚钱，但你也在赚钱；你在家和 他做的一样多：你就是按年雇一个长工，他也不会像你这么辛 苦。但他的那些孩子，他们确实是孩子，买这买那，还要买其他 的东西吃一这些东西难道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吃？'”9]这些18 世纪联合家庭中家庭争斗的图景，是我们讨论系统的范例。 尽管家户析分的过程是通过在普通家庭范围内的一对对配 偶之间的冲突和农耕生活这一背景来观察的，但是它基本建立 在财富权利的基础上，而每一个儿子所具有的财富权利，往往会 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开来。作为托管人的家长拥有家 3家底与家户
户的财富；他掌管家产，而且不能忘记家中男人的个人权利。【] 30■ 在家长健在的时候，年轻人无力行使他们的独立权利，但是这种 权利是潜在的，而且在有关家庭义务和特权的分配方面容易得 到表达。坚持兄弟和睦的儒家伦理的力量遭遇了迫使他们分离 的压力的挑战。 分家不仅仅是家庭的析分，还是灶和土地的正式分离和划 分。汉人的继承习俗一般将与维持对祖先崇拜的责任有关的额 外份额分与长子，这一责任在兄弟之间只传给长子，但是，除了 这额外的份额之外，所有的兄弟对财产有平等的权利。当他们 坚持各自的权利的时候，家户的析分就成为必要了。 一旦各自的家庭都建立起来之后，在法定意义上，两个或更 多的兄弟之间便不再成为经济上相互协作单位的一部分。一个 豪宁怕成品其外离宁怕品地再头有荡上怕肾然权利。 他们之的经济互动立走合埋地按陌生人稻问的处埋方式 来制订契约性条款。然而，与此同时，新析分的家户至少是一个 与新近去世的祖先有关的祖先崇拜单位的可能成员，而且某种 特别的经济合作形式会在他们之间形成。换言之，家户和土地 正常析分的时候，也就是建立仪式分立、产生法定意义的独立家 户的时候，这些家户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经历一个由亲热到淡 漠的激烈转变，还不如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迟早会慢慢淡化。]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实际的个案来认识这些普遍的问题。这 两个个案尽管处于不同的时期，但大体上都是福建北部地区的 材料。第一个材料是西蒙(G.E.Simon)的（中国人的生活〉第五 部分“王明泽(Ouang-Ming-Tse)的家庭”所谈到的。l1865 年1]西蒙遇到了王明泽，其时，王明泽60岁，与他的40岁长子 朴一(P。Y)和90岁的寡母生活在一起。他的女儿都已出嫁， 生活在别的村落。他也有一个小儿子，已婚，有6个小孩，“他们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与我们分家了，但是还居住在我们的旁边”14。朴一有3个儿 ■31 子和3个女儿，最大的为18岁的男孩。王说：他的父亲共有14 个兄弟姐妹，父亲排行第四，他的上面是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 二哥求学做官，而且做了一个“地方官”。在那个时候一大约 是遇到西蒙的八九十年前一王的祖父非常穷，所有的耕地大 约为15亩，其中只有一半属于他自己所有。孩子多了，他便教 他的儿子经商，到城里做事，增加了家庭的收入。王的父亲是兄 弟中最早学艺的一个，他选择了木匠。他的3个兄弟都步他的 后尘。他们用在城里做手艺赚来的钱扩大了田产，除了弟兄中 的一个仍留在福州成了大商人之外，其他人又回到了家乡种地。 王的祖父去世之后，不久他的祖母也去世了，但一家人仍旧 生活在一起，没有分家。还有几个年幼的弟妹需要照料。两个 姐妹已经出嫁；“她们只有在春节的时候带着她们的孩子看望她 们的父母，在父母家里住上三四天，”15)做官的兄弟已在外省做 官，由于太远，放弃了他的继承权，让土地继续留在“乡间”。留 在家里的4个兄弟都已结婚，而且他们有9个孩子。在这个时 候，家户有24个人，此外还有4个按年做工的佣人，其中3个男 人干农活，一个妇女做家务。 但是，当姐妹都已出嫁，一个兄弟定居在福州之后，情况发 生了变化。在福州的兄弟想用他所拥有的财产部分投资到生意 上去，而且官员也想收回他的份额。7个兄弟开始将祖产平均 分成8份，除了房屋之外的这些份额中的2份分配给了长兄。 商人和官员的份额由另外5个兄弟联合购买，钱连本带息3年 付清。与此同时，5个兄弟租了邻居的一些田地以便以后买下 来。所有的财产都分成5份，每个兄弟一份。这5个新建立的 家户建造了新的房屋。3年快结束的时候，土地完全买回，分家 彻底完成。“不过，在主要的农事活动中，他们继续协作：在许多 3家庭与家户
事情上继续提供帮助和协助；但是，田里的收成属于土地的所有 32■ 者和种植者”[16]。后来，商人和官员用他们在这一地方买的其 他土地换回了他们卖给其他兄弟的祖宗田产。尽管分成5个家 户之后有40口人，但只有7个男人在田里干活。王本人在十六 七岁的时候，就想在官府谋份职业，于是求学。家中雇请了3个 按年做工的工人。5个家户共同拥有和使用2头水牛。 因此，王的父辈的分家过程是非常清楚的。随后，他父亲的 家庭析分的材料却非常粗略。王说，他两次应试都失败了，但 是，依靠伯父的关系，他在县府衙门谋到一个小职，打算再考第 三次。时间一天天过去，但他的求学野心仍然没有实现。“像许 多其他在这一职位上的人一样，我努力地训练自己，希望紧随伯 父的仕途之路，但是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种生活”川。最后， 他决定固守他的农耕生涯。此时他已经40岁了，父亲的去世激 励他做出这个决定。在兄弟们的帮助下，他嫁出了3个大龄的 女儿，因为他的困窘处境，她们的婚姻被耽误了。直到西蒙访问 他的前两年，王还与他的兄弟们和谐地共同耕作他们的土地，尽 管他们已经分家了。大概在王为次子完婚之后，由于新媳妇认 为丈夫没有善待她而惹了很多麻烦。分家成为必要了；次子分 到了共同财产中的应得份额，从此别籍异户了。 正如我们从这些例子中所看到的，家庭的冲突促成了家庭 的分化，但是，分家并不需要产生一个新的包含更大范围的单 位。新的家户的建立，因而也成为新的独立经济位•击不书残 这些家户可能继续在经济上以某种方式相互协作。从王在回答 西蒙提出的有关分家对祖先崇拜的影响这一问题中，可以看出 这些家户在信仰上的持续协作。王说，新的家户有独立行使祭 祀的权利，但是，通常直到新的家户的奠基人（父亲或母亲）去世 之后，才会独立祭杷。在此之前，假如人们愿意的话，人们都集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