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3 本书论点的出发点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发展中民族国家 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 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的特 征。①在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 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 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一个国家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但 绝不限于这些措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 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上述措施及其附带后果都为社会生 活其他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② 当然，在这里我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类型的战争都 会促使一个国家去寻求变化。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某个国家 在战争中被一次性地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从战败中吸 取教训以调整自身的机会。对于这种国家来说，战争并不会促 进上述诸种形式的社会变迁（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欧亚大陆 的扩张在性质上就与此类似)。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愈是 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 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在封建制度下，国家众 多，战争频繁，各国军事能力相对微弱且往往势均力敌，因此在 ① 例如，麦克尼尔(AcNeill1982:第22一23页)认为，在古代杜会中政治操控是维 持个人和家庭财富的最佳手段，同时国家的统治精英对商人和市场中的买卖者 抱有整体上的怀疑与鄙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和市场调节性行为虽然 很早就在人类文明中出现，但直到第二个公元千年之前它们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边 缘化的从属地位的原因。…当人类活动在某一时期发生巨大变化时，这些变化 往往是对某位统治者的指令和行为的反应，而不是供求与买卖关系变动的结果。 ,人口密度或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同样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Bosrup,1981,Goldstone,1991;AcNeill,1977)。然而，只要不能导致本书所 提到的那种特殊的冲突/竞争性结构的形成，人口上的变化就不可能带来迅速 的效率导向型的社会发展
24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古代社会中，封建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性质上与上述效果最为接 近。事实上，战争极大地推动了第二个公元千年期间的欧洲和 春秋一战国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变迁。然而，由于这两个地区的 国家权力与各类社会权力之间的耦合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由战 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 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例见，Barbera,l998;Downing, 1992;Hale,1998;Levi,1988;McNeill,1982;Tilly,1992), 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 而告终。 对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在欧洲的兴起等 历史事实，学者们做了形形色色的解释（譬如：Anderson,l974; Ertman,1997;Elias,1994;Gorski,2003;Hall,1986;Moore, 1966;Poggi,1990;Rokkan,1975;Tilly,1975;Wallerstein, 1979)。应该说他们的分析各有洞见，但笔者在此只想简要讨论 一下那些强调和分析战争在“欧洲奇迹”中作用的著者作，因为这 些著作所持的观点与笔者对春秋一战国时代历史的理解有着较 为密切的关系。笔者选出以下六位优秀学者的观点予以讨论： 查尔斯·梯利、布里安·唐宁、托马斯·珥特曼、S·E·费讷、 威廉·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梯利(Tly,1992)想解释的是 在前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欧洲霸主国家的更替规律，以 及为什么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转而发展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他 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就是欧洲史上战争性质的变化。他的中心 论点是：在第二个公元千年期间，欧洲战争的发展经历了封建世 仇性战争(patrimonial warfare)、雇佣军战争(mercenary war- fare)和民族化战争(nationalized warfare)这么三个主要阶段。 早先的封建世仇性战争对疆域较大的国家有利，而盛行于1400
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5 年到1700年之间的雇佣军战争却为富有的城市一国家（城邦） 带来了好处。最后，随着欧洲国家对国内兵源的依赖日益加深， 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与此同时，那些兼有大型城市和广大 贸易腹地的欧洲国家在战争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由于怀有 共同民族主义情感的士兵在对他国的战争中会表现得更为勇 敢，因此，欧洲国家一旦都面向国内寻求兵源，就会先后在本国 推进民族主义化和军队专业化进程，以求在战争中存活，于是， 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便在欧洲扩展开来。 与梯利不同，唐宁(Downing,l992)著作的中心议题是：在 前现代欧洲，战争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摧毁了中世纪的立宪制度 并导致独裁政治的兴起，而在另一些国家同样的战争却保存了 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他的论点直截 了当：代议制政府往往发源于那些不需要调用巨大国内资源以 应付战争的国家，而当一个国家不得不调集大量国内资源以赢 得战争时，它就会向着军事科层制国家的方向发展。最后，一些 国家在面临战争威胁却不能从国内或国外获取相应的资源以应 对时局时，其主权将丧失给更为强大的国家。 e 珥特曼(Ertman,l997)从另一个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了 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的某些国家转变 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 态？他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卷人欧洲战争在时点上的不 同。其中心论点是：在1450年之前经历了持续不断战争的国家 容易强化为封建国家，这是因为在1450年之前科层制的国家管 理模式在欧洲尚不为人知，欧洲当时也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 员来管理国家。因此，在那时就卷入战争的国家只能通过加强 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在1450年之后频
26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繁卷人战争的国家却大多数采纳了科层化体制，这是因为科层 化体制在1450年之后已逐渐被一些国家接受，与之相应的专业 管理人员亦已大量出现。 费讷(Finer,1975)关注的是军事发明与其他社会结构性条 件，包括统治性意识形态、社会分层体系和国家建设进程等等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其中的每一种相互作用关系称为一个 “循环”)。他想要解释的是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欧洲 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军事发明是如何改变战争性质的。第二、 军事发明是如何推动统治者在战争中借助提高国家税收能力、 巩固领土以及推进政府职能专门化等手段不断加强其自身权力 的。第三、上述过程又是如何催发欧洲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并同 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的。显而易见，费讷的研究 虽然没有触及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但 为梯利、唐宁和珥特曼的分析提供了具体机制。 麦克尼尔(McNeill.,1982)的兴趣也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为什么起源于欧洲的问题。不过，他的视野是全球性的。麦克 尼尔的论述始于第二个公元千年早期的基督教欧洲发生的双重 社会演变：市场化行为的出现以及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持续创新。 在麦克尼尔看来，这两种变化均得益于欧洲在大致是中国的北 宋时期(960一1127年)于经济和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中 国，由于政府权力和儒教文化的双重压力，经济最终未能取得突 破性发展；而在欧洲，国家（以及教会）不但未能遏制住市场力量 的发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来筹集日 趋增长的战争费用。这种市场与战争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不 仅加快了市场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 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7 与其他一些学者相比，曼(Mann,1986;1988)关于欧洲社会 演变的解释是比较难以概括的，因为他的分析几乎对所有方面 都有所涉及：基督教会的权力与基督教文化、由具有巨大政治和 文化差异的国家所组成的多国体系、战争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以及最初表现在农业生产领域继而表现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经 济发展，等等。尽管曼强调上述诸种权力网络的性质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持续变化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独特影响，但 在某种程度上，他与麦克尼尔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即两人都强调 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的战争是推动欧洲历史持续发展的两个主要 动力。 从上述早先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军事技术的发展对其他 社会领域的影响；战争因素(war-making)、国家形成(state making)与代议制（或科层制）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宗教（或意 识形态)在调节战争驱动型发展中的作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 权力网络性质的变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正如读者即将读到的， 这些研究所揭示的社会性机制将在笔者的整个分析中以不同的 形式出现。读者可能还会发现，笔者的分析与上述关于欧洲历 史演变的诸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早先的大多数研究 一致认为欧洲历史的演变是由两个缠绕在一起的发展过程 战争对社会的塑造(war-making)和市场导向型行为(market--o riented behavior)的大量涌现一推动的，而在笔者对春秋一战 国时代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只有战争才是主要的动力因素，国家 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市场化行为的兴起都是作 为战争的产物而出现的（但这些战争的产物反过来也改变了战 争和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的性质)。不过，这种差异并非我们 在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s)上的差别所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