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时期频繁的、大规模的（以一次战争中人员伤亡的数量作为指 标)和长时间的战争。事实上，在整个春秋时期，几乎所有的战 争都是短暂的和小规模的；即使在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争也直 到公元前405年以后才开始频繁出现。有史记载的发生于战国 时期的20次伤亡人数超过2万人的战争中，有15次发生在公 元前317年到公元前256年这61年间，而从公元前770年到公 元前350年之间，中国业已经历了两波政治制度科层化过程。 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第二次大致在公元前450年到公 元前350年之间。鉴于这两波政治制度科层化过程均早于大规 模战争开始频繁出现的时间，因此，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更像 是政治制度科层化带来的产物而非其得以发生的原因(Zhao, 2004)。 第二，凯瑟和蔡泳认为春秋一战国时代的战争削弱了贵族 阶级的力量，从而促进了科层制的兴起。但是，正如本书将要揭 示的，在许多国家中，春秋一战国早期的战争事实上往往是增强 而不是削弱了一个国家中贵族阶层的力量（比如晋国的情形就 是如此)。而且，前述第二波政治制度科层化过程就是在公元前 453年前后（即“三家分晋”前后），由晋国最有势力的几家贵族 启动的。因此，可以说，恰恰是贵族力量的坐大而非衰落才引发 了春秋一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科层化的第二次浪潮。 凯瑟和蔡泳的论述明显地违背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但 其错误的源头却不仅仅在于他们对这段中国历史缺乏深刻的了 解，而是同时也有认识论上的原因： 第一、凯瑟和蔡泳只是想对中国古代早期的政治制度科层 化过程作出解释，而本书除此之外，还要解释中国历史所特有的 其他六项政治特征。不难理解，所要解释的事物的范围愈狭窄
第三章相关研究回顾 19 将经验上不相干的机制引入解释的可能性就愈大。 第二、在凯瑟和蔡泳的论述中，将春秋一战国时代的战争与 科层制国家的形成联结起来的因果机制过于特殊。解释学的-一 项基本原则是，充当解释的机制越是特殊，其解释力就越有可能 受到某些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战争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能够促 进科层制国家的形成，但在另外一些历史条件下却会增强贵族 的力量。换言之，战争与科层制的兴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 一对应关系，战争也不是促进科层制国家形成的唯一动力.① 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下，本书在研究战争对社会发 展的影响时，将一直追溯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机制一战争驱动 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 争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至于这种 理性化进程将会以何种方式固定下来，则取决于该社会中其他 各种结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战争和国家发展之间的 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单向的和静态的。 ①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土战争就增强了贵族阶级的力量(Howard,1976)。珥特 曼(Ertman,1997)的研究表明，在1450年之前，欧洲的战争反而促进了封建制 度的发展。事实上，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但只有某些时期的战争才促 发了科层制的产生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在春秋一战国时代的不同演变阶段，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 这一大片土地上大致存在着四到七个实力不等的强国以及一些 军事实力较次的国家；并且，在这一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总有若 干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长达五百 多年的混战，直至秦国统一中国。本书强调，春秋一战国时诸侯 国之间频繁爆发的战争是型塑春秋一战国时代历史发展的最为 重要的因素。笔者对春秋一战国史的解释包括两个总体性的机 制。第一个涉及诸侯国之间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的战争。这种 独特的战争驱动型冲突(war-driven conflict)催生了效率导向型行 为的快速发展，并很快累积成宏观水平上的社会演变.①第二个 据笔者对《左传》、《史记》及其他古代史书记载所做的统计，这一时期有记录的 战争共866次。一些中国研究专家也注意到战争在春秋一战国时代社会变迁 中的重要性(Creel,1970:第十章，Hsu,1965,Lewis,1990)。例如，利维斯对春 秋一战国时代军事领域的变化作了精彩的描述。与之相比，本研究有两点不 同：第一、利维斯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本研究是分析性的。第.一、也是更为重 要的，利维斯感兴趣的是春秋一战国时代的战争礼仪及其变化，而笔者关心的 则是战争对该阶段中国历史所施加的影响
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1 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模式，亦即一个封建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 特别是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权力结 构模式将会给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war-driven social changes) 带来不同的结果。 总的来讲，笔者的论点是：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 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 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 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 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①)，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 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 ①中、西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国家、教会、城市以及贵族 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最终阻止了专制国家的形成，并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 及民主政治的兴起铺平了道路。相反，在中国，却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权力多 元化的格局来阻止国家力量在战争政治中不断崛起。为了将本书的论点置于 一个更加宽广的背景中，笔者将经常拿中国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历史与第二个公 元千年(1000一2000年)的欧洲历史进行对比。但这绝不意味着两段历史之间 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平行性质。比如，即使两者确实存在相似的社会与政治条 件，笔者也不认为春秋一战国时代的中国能够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春秋一战 国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古希腊式的科学传统又没有某些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来 说是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诸如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之类的发明），而这些 均是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当然，笔者还想予以强调的是，中国要是 在春秋一战国时代就具备了与欧洲在第二个公元公元千年时期相似的社会一 政治条件，那么，该时期战争驱动型的社会发展肯定不会导致国家力量一元独 大的局面。此外，本书关于中国春秋一战国时代与前现代欧洲之间的对比分 析，主要是拿西欧与中国进行对比。当然，如果将某些中欧国家一比如德国 前现代时期的政治发展就表现出若干与中国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相似之处一一 考虑进来，也不会使我们的对比分析失效。倘若将第二个公元千年时期的西欧 和中欧看作一个处于交战状态的“国际体系”单元，立刻就会清楚地发现，正是 西欧某些国家的发展限定了整个欧洲的发展模式，并牵引着中欧和其他一些西 欧国家紧随而动。春秋一战国时代也上演了类似的故事情节，在该时期绝大部 分时间里，齐、晋、楚、秦等国的发展确定了当时的游戏规则，并迫使其他国家竞 相跟进
22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 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所谓效率导向型行为(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是指人 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杜会常 规。这个概念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在本书中这两个概念 将会经常交替使用。笔者之所以不愿将本书单单锚定在韦伯式 的理性化概念身上，是为了避免这个概念所沾染的线性进化论 嫌疑。实际上，从全人类的长时段生存能力的角度来看，效率导 向型行为未必比社会常规行为更合理。在本书中，所谓累积性 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力量在 量上乃至在质上的快速扩张，其表现可以是一个社会的组织能 力的提高、概念表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能力 的提高。与累积性社会(cumulative society)相对的是守成性社 会(maintenance-oriented society)。累积性杜会要求的是“对世 界的理性化控制”，而守成性社会所要求的仅仅是“对世界的理 性化适应”(Weber,1951:第248页)。在守成性社会中，人们活 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而非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结 构，就此而言，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更多地是一个守成性社会而 非累积性社会。在对累积性社会与守成性社会做出区分之后， 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概念都只是理想类型；在真实世界中，这 两种社会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不同的量的差异而已。自从人类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累积性 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几近失控的事实 面前，无人能够否认某些社会形态的累积性发展速度远远快于 其他一些形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