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都只是根据各自案例的不同特性而寻找不同的解释而已。此 外，本书所讨论的不是战争在总体上对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性，而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争一—在较为固定的对手之间反复发生的 局部性战争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战 争对于工具理性文化的发端以及累积性的社会变迁有着特殊的 促进作用。 我们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以下方面：上述学者（曼是一个例 外)将欧洲历史的演变置于某些与战争相关的独特机制之中（比 如：费讷的“循环”概念和梯利所关注的战争性质的变动)，笔者 的分析中只使用了两个在以往研究中多少有所涉及却从未点透 的总体性机制：战争驱动型竞争及其在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不 同的制度化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他关注战争的学者相 比，笔者的分析更加接近于曼的研究。笔者采纳了曼对社会权 力的四种来源一—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所作的分 类，此外还接受了他对权力网络所具有的复杂交叉、不断变化的 性质的理解。我们之间在解释模型上唯一的不同在于：曼认为， 社会变迁的源泉来自权力网络本身不断变化的性质，而笔者则 认为，效率导向型的社会变迁是从特殊类型的冲突或竞争状态 的形成过程中获得动力的。并且，笔者把曼所提出的四种权力 网络的来源看作结构性条件，它们直接被上述冲突或竞争所塑 造，同时又反过来塑造这种冲突或竞争结构的性质、发展过程及 其结果。 笔者认为，虽然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许多非目的性后果，比如 人口增长、人类跨地域活动所带来的流行病、自然资源的耗竭和 环境退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关系并为社会行动提供 了一个特殊的舞台，但将世界文明带入方向性的、累积性的和不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9 断加速的发展之中去的首要动力，是人类在组织和个体水平上 的冲突或竞争，而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战争是此类竞争性 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 但是，尽管冲突或竞争将社会置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制度化 却又赋予了人类社会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从而使我们能够创造 出多少有些静态化的结构性概念和范畴以作为观察社会的基 础，比如阶级、国家、种族和性别等。这里所谓的制度化，是指旨 在调节冲突或竞争，并对在冲突或竞争中获取的果实加以保护 和控制的人类活动过程。两个难以分离的过程构成了制度化必 不可少的组成内容：一个是功能性的，另一个是冲突性的。一方 面，我们的确需要借助法律和规则以使冲突或竞争更少破坏性， 而更具建设性；另一方面，法律和规则总会被某些社会群体用以 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无论从那 种角度来看，制度化均会导致不充分竞争，尽管对一个国家来 说，制度化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来看，尽管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 为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冲突的制度化 形式和走向及其最终形态却是由当时存在的、具有一定内生性 质的结构性条件— 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 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所决定的。上述结构性条件之所以只具有 部分的内生性质，是因为，虽然这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战 争驱动型发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同 时会导致这些结构性条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结构性条件 反过来又会对战争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发展施加更为变动 不定的影响。因此，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仅是战争驱动型冲突/竞 争的中介因素，而且确定了冲突/竞争的规则
30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笔者的解释模型中，战争只是促进 了效率导向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它并不与许多次要但绝非 不重要的社会发展规律之间有着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换句话 说，“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崛起(war-driven rise of in strumental culture)”这-一机制仅仅是一个“广覆性法则(cover- ing law)”,它只不过规定了一个社会在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 下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已。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 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和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以 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的一些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发展的轨 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所以，尽管笔者强调战争驱动型冲突/ 竞争在社会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但与那些关注战争的西方学 者的著作相比，在笔者的解释模型里，战争对社会发展模式形成 过程中的作用并不那么具有决定性。战争是效率导向型发展的 引擎，但是它却未必是塑造其他次要的、曲折反复的社会变迁的 首要力量。在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这一总体性机制的框架下， 本书还会把战争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社会性机制之间变动 不定的关系等视角引人我们的分析。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以人类竞争为基 础的社会学模型？早在上世纪70年代，萨林斯(Sahlins,1977) 就曾敏锐地指出，自托马斯·霍布斯以来，形形色色的以人类竞 争为出发点的解释模型以不同的形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就已经反复出现：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人口 论、微观经济学，以及晚近出现的生物社会学，等等。笔者对那 些试图在遗传基因与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机制的理论毫无 好感。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在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等层面上发 生作用，它遵循达尔文机制，而社会变迁则发生在文化层面上并
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31 遵循着拉马克机制。①这就是为什么在面临挑战时，相对于遗 传上程序化了的本能，文化系统必然地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 和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这种适应能力和灵 活性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它怂恿人类掠夺自然资源乃 至强行改变自然运行的规律以满足种种眼前利益；它使社会变 化的速度一再加快，几乎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它使某些社会群 体把对自然的征服标榜为荣耀的举动，或夸赞为进步的标志；它 使人类对自身理性和行为的正当性充满了可怕的自信。然而， 早先的思想家们试图将生物进化与社会变迁机制连成一体的努 力尽管问题丛生，但他们提出的种种竞争/冲突理论所具有的解 释价值却不应被简单地予以拒斥。比如，很少有人会否认以下 事实：现代微观经济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对西方市场 体系颇有解释力的模型；又如，几乎没有哪位生物学家会否定现 代进化论一一现代遗传学产生后所形成的一种修正型的达尔文 进化论一在生物学中的核心价值。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曾 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Schmidt,1971:第46页)，达尔文关于进 化现象的原创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19世纪英国社会的 观察。至于笔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解释，我想也不会有哪位严 肃的学者会否认特定条件下的战争和商业冲突/竞争会增进社 会的变迁速度。笔者认为，作为学者，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认竞 争机制的重要性，关键是要去理解生物进化与社会冲突/竞争之 间的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弃那种给效率驱动型的累积 性发展简单地赋予正面意义的线性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因 ①拉马克进化论的核心内容是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移用于人类，则是说一个 人通过文化活动习得的生物学特性可以直接遗传给他或她的子代
32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此，本书写作的目的绝不是要批判或鞭挞秦朝统一后中国政治 漫长的“稳定”或“僵化”历史，也不是要为效率驱动型文化、资本 主义或它的民主政治的兴起大唱颂歌。在本书中，诸如“发展” 之类的字眼只是用来描述某种社会形式在时间或地域上的扩 展，并不附带任何褒贬的含义。笔者的目的仅在于对中国历史 上一段丰富多彩的时期一在这段时期内，效率导向的累积性 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一个光大和萎缩的过程一作出描 述，并对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及其深远 的历史后果给出自己的分析。 按照大致的历史时间顺序，本书的叙事部分由以下内容组 成：首先，笔者将简略介绍一下西周历史，其目的在于为本书的 分析提供一个背景知识，即阐明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为 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础性结构条件； 然后，笔者将提出自己对春秋一战国时代的三阶段分期法，即将 春秋一战国时代依次划分为霸权期（公元前770一前546年）、 转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期（公元前419一前 221年)三个阶段，并对上述历史分期的依据进行简要讨论。在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中，笔者将剖析上述每个历史阶段中战争与 政治变化背后的逻辑，并将对如下问题进行讨论：战争在当时是 如何促进效率导向型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在经济、军事、国家结 构与政治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又 是如何最终被国家所控制的。此外，在分析全民战争期的政治 发展时，笔者还将分析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其他某个诸侯国最 后统一了中国的原因。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讨论秦朝的 灭亡与汉帝国的崛起，以及帝国儒学之所以能够擢升为汉帝国 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最后一章，笔者将对汉以后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