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13 产中的重要性。借用马克思的观点，魏特夫认为，要兴建、管理 和维护对于中国农业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必然需要 一个有效率的、集权的政府来实施；而政府的这种功能，反过来 又促进了强大的专制政府的形成与延续。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历史演变及其后 果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效法韦伯对现代性起源的分析，许倬云 (Hsu,1965)将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社会变迁描述为以下三个方 面的转型：社会关系由共同体型向社团型转型；社会权威由传统 型向法理型转型；社会流动的准则从对先天禀赋性因素（出身） 的强调转向对后天成就性因素（个人能力）的强调。许倬云还认 为，在春秋一战国时代末期，随着商业与城市的繁荣，契约性与 商业性关系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关系。与许倬云不同， 黄仁宇(Huang,1997:第34页)并未对该时期大规模的理性化 进程予以强调，相反，他将在中国形成的从知识精英中察举铨选 义官的政治形态表述为“政治早熟”（与韦伯的“行政管理理性 化”观点相似)。最近，凯瑟和蔡泳(Kiser and Cai,2003)对帝制 中国早期的政府科层化进程进行了探讨，并将其归结为春秋 战国时代战争频仍的产物。其逻辑是，春秋一战国时代数百年 间众多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促进了交通网络的发展，培养了 大量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专业化人员，并削弱了贵族阶层的力 量，这些因素促进了科层制政府在古代中国的形成。此外，维多 利亚·回(Hui,2001)分别对中国春秋一战国时代和欧洲近代 初期宪政萌芽的出现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其间的差别在于：“在 近代初期的欧洲，新生的宪政权利获得了制度化；而在古代中 国，它们却最终胎死腹中。”换句话说，回强调古代中国国家一社 会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动：从早先国家与社会之
14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间在力量上的平衡状态转变为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 对于帝制中国政体的高度稳定性的解释，在众多学者中，费 正清(Fairbank,1992)采用了“朝代循环”的概念，而金观涛 (1985)则提出了“超稳定结构”的观点。尽管他们的解释各有侧 重，但两者一致认为，帝国体制得以一脉相承的原因在于中国存 在着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帝国儒学，以及能够直接为国家提供统 治性意识形态和治国人才的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多种原 因，这种帝国政体将会经历周期性的衰败，继而引发农民起义和 (或)游牧民族入侵。然而，在起义军或游牧民族颠覆旧的王朝 之后，他们仍然需要将儒学奉为统治意识形态，继续依靠儒土来 治理新的王朝，由此开始了又一轮的循环。① 上述一系列观点强调的是帝制中国政治体系的抗变能力或 稳定性，而另外一些学者却强调帝制中国在悠久历史中的变化 和更新。比如，根据诸如城市化与商业化水平、人均卡路里摄人 量、技术的成熟水平等等指标，有些学者认为，直到近代，中国一 直领先于、或至少与同时期的欧洲处于同等发展水平（有些学者 甚至认为，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发展水平也没有超过中国)。 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导致中国发展停滞 的首要原因。相反，他们从同时期中国与欧洲所面临的不同人 口压力或欧洲在一些关键性技术上的突破等等原因中寻找资本 主义在欧洲率先形成的关键因素(Elvin,1973)。 上述几种理论和解释虽然富有洞见，但均有各自的问题。 为了将中国历史套进一度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模 式，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将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所建立的农业帝 ①另参见列文森(Levenson,1965)对此进行的类似分析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15 国体制曲解为封建制度。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我们根本 无法确定春秋一战国时代前后的中国是否存在过以奴隶经济为 基础的奴隶制社会。再来看魏特夫的理论模型。不难发现，他 的解释缺少历史事实根据。首先，小型的农业水利工程并不需 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去修建和维持。关于大型农业水利工程，正 如本书在以后的一个章节将要更为细致地指出的，在春秋一战 国时代晚期它们才开始普遍出现，而当时政府的集权化步伐已 经一路高歌猛进。因此，与其说农业灌溉系统的兴修是强势政 府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其次，尽管帝制中国历来就具有强 势性和集权性，但整个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真正专制型的王朝帝 国出现，即使偶有出现，比如秦朝和隋朝(581一618年)，它们也 都非常短命.① 对许倬云关于春秋一战国时代的韦伯式解释，笔者的保留 意见是，尽管他很好地概括了该时期历史发展大部分领域中的 基本演变趋势，却失察于该时期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变 (Hui,2001),而正是这一转变，为国家权力在与军事、意识形态 和经济权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因此，虽然在某种 意义上讲，该时期中国的所有生活领域的确都出现了一个“理性 化进程”，但最终仅有政治领域的理性化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和 成功，这就是黄仁宇(Huang,1997)所说的“政治早熟”。但是， ① 许多汉学家均将中国帝制统治总体上表现出的温和与仁政的特征归因于作为 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天命”观念(Creel,1970:第3章，Dubs,1938一 1955:第103页)。他们的逻辑是，尽管这一意识形态给予统治者以合法性，但 同时意味着，如果帝国的统治者不能克尽其职，“上天”将会撤消其“替天行道” 的权力。“天命”观念使得人民可以根据政府执政的表现来判定它的合法性。 当人民生活不下去时，这一观念就会激发起农民起义，并敦使统治者谨慎地按 照儒家认可的规范与习俗行事。另请参见下文对“天命”观念更加详细的讨论
16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回和黄两人均未能对他们所观察到的春秋一战国时代国家一社 会关系的转变或者说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不同寻常的发展给出 解释。 说到费正清和金观涛对于帝制中国秩序何以持久绵延的解 释，笔者同意他们对帝国儒学与儒士群体在其巾所发挥作用的 分析。但他们没有解释我们更关心的，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系 列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儒学和儒士群体的产生和扩大？为 什么被后世称为儒学的哲学思想在其形成近四百年后才开始在 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及，为什么在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 87年在位)时帝国儒学被奉为经典后，中国所形成的国家状态 是所谓的儒法国家（其含义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讨论中会逐渐清 楚)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国家呢？为了对这些问题有所理解，我们 需要对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作出解释。在该时期留给后 世的遗产中，郡县制度和择优录用的文官体系的形成限制了军 事权力的扩展，法家学说的兴起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国家的重农 主义政策限制了经济权力的增长。最终，在秦朝统一中国大约 八十年之后或者说距孔子时代近四百年之后，汉武帝将在当时 已被改造和教规化了的儒家教义（即帝国儒教）尊崇为国家的意 识形态。从此之后，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便处于由儒士组 成的科层制政府的管理之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费正清的“朝 代循环”概念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观点才具有一定的解 释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并未陷入循环性的停滞，中国之 所以没有率先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中国帝制时代 晚期中、西社会之间存在的一些较为次要的差异。对此，笔者愿 意指出，自所谓的“轴心时代”以来，即在世界几大文明都先后创
第三章相关研究回顾 17 造出将彼岸世界与世俗秩序联接起来的不同的系统化概念体系 后(Eisenstadt,1986;Jaspers,1953;Mann,1986:第11章)，虽 然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有着通过人口迁移、战争和商业而建立 起来的时断时续的联系，但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这些文 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都是沿着自己的路径在发展的(Hal, 1986)。换言之，不管帝制中国在诸如人口数量、城市化与商业 化水平、人均卡路里摄人量、技术的成熟水平等指标上的实际状 况如何，这些指标也只能用来测量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而根本不能用来证明中国具有工业资本主义内生性发展的可能 性。即使明、清时期在中国没有出现艾尔闻(Elvin,1973)所说 的人口爆炸，即使中国在宋朝以后特别是在晚清时期某些地区 的商业比彭慕兰(Pomerantz,2000)书中所描述的还要发达，中 国在近代也没有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春秋一 战国时代以降到西方崛起之前，中国历史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 的发展轨迹，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是欧洲历史 发展的“意外”产物。这也是笔者在本书中所要努力论述的中心 观点。 现有的对中国历史模式的各种解释中，凯瑟和蔡泳(Kiser and Cai,2003)的观点与笔者较为接近，因为，正如读者马上就 要读到的，我们都把战争确定为塑造春秋一战国历史模式的关 键因素。但是，凯瑟和蔡泳的文章仅限于解释为什么科层制在 春秋一战国时代的中国得以兴起，而我所关心的则是当时社会 中存在的普遍的理性化现象以及伴随这一现象而来的帝制中国 的许多政治特征（其中包括科层制国家）的形成。此外，凯瑟和 蔡泳的文章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他们认为科层制度在春秋一战国时代的兴起源自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