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身的生存，必须从其臣民那里取得强制性合作(compulsory co operation)。在他所论及的五种强制性合作中，最为精妙高明但 又很少有哪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其统治实践中能够做到的，是所 谓的“强制性普及(coerced diffusion)”,意即同质性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在帝国疆域内的精英层面上得以普及，即所谓：“率土之 滨，万里同风；国域之内，万民同俗。”在曼的论述中，罗马帝国是 达到了这一层次的。事实上，儒法国家形成后的帝制中国在“强 制性普及”这一问题上达到了比罗马帝国更高的层次：在中国， 君主与儒士之间形成的共生共存关系不但普及了精英层面上的 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达 成了很高的共识。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帝制中国 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是世界帝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成熟的一 种帝国形态，原因就在这里。 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一同时促成了帝制中国的以 下特征：首先，大大增强了帝制中国政体的稳定性，使一个大体 相似的帝国秩序在中国得以绵延两千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十分独特的现象。个中道理非常简单：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 能代替儒家学说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 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是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 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 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即使是帝制中国历史上几个最 为内外交困的时期，亦莫能外。这也正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 后，为什么往往会主动接受儒家主张的政治制度、信奉中国文化 的原因。满族人在人关称主之后，主动接受了中国的儒法合一 的政治制度，而蒙古人则拒绝了这种全面接受中国政治制度的 做法；因此，尽管武力强悍，但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1279一1368
第二章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9 年)其寿命却远远短于满族人建立的清帝国(1644-1911年).① 这一现象也表明，在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人士内心深处普遍存 在着一种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情感 在这种情感中，根本性 认同感的基础是文化归属，而不是种族特征(Creel,1970:第197 页；Huang,1997;Levenson,l965)。② 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还带来 了许多其他后果。比如，在国家与儒士结成联盟之后，帝制中国 的政府实际上历来是由文官支配的，除非打仗，军事将领在这一 政治格局中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位置。一名军队将领即使叛乱 成功，但要想维持自己的权力，他就不得不同儒士群体建立起紧 密的联盟，重新组织和启动一班文官政府，而在新建立的政治架 构中，军队将领仍然空无实权。进而言之，任何军事将领一旦夺 权篡位、黄袍加身，都会从自己的发迹史中汲取教训，运用更为 精明的手腕对军队进行控制。结果，自汉代以降的绝大部分时 间里，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 移，尤其在宋代以后，军人权力再也没有对中国的文官政府构成 过巨大威胁。 在西汉时期成形的帝国儒学本质上是一套此世性的道德规 范，而不是一种超验性的宗教。然而，帝国儒学不仅为国家的合 ① 换言之，当西欧得益于地形上茂密森林的阻隔和湿润的气候而避免了游牧民族 的入侵时，中国却通过游牧民族的主动汉化而化解了这一问题。本书最后一部 分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② 这正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并未遵循所谓民族主义发展的一般模式的原因。 该模式认为，随着民族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种族型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 alism)将逐渐取代公民型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Deutsch,l966,Gellner, 1983)。但作为一个东方国家，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主 流民族主义思想都更多地表现为公民民族主义而非种族民族主义
10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法性提供了基础，而且是调节所有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 的一套伦理规则。因此，就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而言，它在 许多方面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有很多 的相似之处。唯一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儒士“牧师”和政府 官员一身而二任。由于儒学中的许多礼仪性行为（特别是其以 祖先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礼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 人的宗教需要，其他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难占据主流地位。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儒教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 系，其他的超验性宗教便无法渗透进政治领域，因而一直只能在 中国政治的边缘位置徘徊。相应地，只要这些宗教不成为或不 被怀疑成可能煽动农民叛乱的工具，帝国政府自然会对社会上 多种宗教共存的状态抱有相当宽容的态度。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也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 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巨商大贾。毋宁 说，栖身于儒法政体之中，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 权力基础（像中世纪欧洲那些自治性商业城市中商人所做的那 样)，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结果是， 中国的商人总是设法在儒法政体的框架之内通过个人性的活动 来争取自身的权力，而这种个人性的行为和策略最终只能进一 步巩固国家的权力。如果不能形成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力量示诸 世人，商业活动一旦被视为妨害社会的因素，就会被儒法国家轻 而易举地压制下去。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 高度发展，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同一历史模式在中国依 然得以延续：在每个朝代之初，国家的权力往往非常强势和高 效，此时市场经济通常受到抑制；而在国家力量严重衰弱时，市 场经济就会迅猛抬头。但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衰微却会导致
第二章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11 变乱蜂起和（或）游牧民族入侵，王朝因此走向覆灭。在这样一 种朝代兴替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这种循环性规律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经济权力的持 续发展
第三章相关研究回顾 尽管尚未有人试图对本书中所提出的帝制中国政治体制的 七个特征形成的历史作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但分析或阐述春 秋一战国时代社会演变的某个侧面及其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各种 理论早已层出不穷。为了解释春秋一战国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提 高、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特别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生等 问题，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通常将春秋一战国时代 视为一个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郭沫若，1982； 翦伯赞，1979；吕振羽，2001；周谷城，1999)。然而，在解释帝制 中国强大的皇权和专制性质时，苏联、中国、日本和美国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均将其归因于马克思(Marx,1985:第390页)所说 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①。例如，魏特夫(Wittfogel,1957)在其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就将专制性的秦帝国的兴起连同整部 帝制中国史，统统归因于大型农业水利灌溉程在中国农业生 ①请参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2001年)对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 亚细亚生产方式及现代中国问题的论战所作的出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