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3 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一 公元220年)，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 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正如下 文将要阐明的，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皆与这种国家一 社会关系的独特结晶形态密切相关。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所总结的帝制中国政治的七项特征都 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每天 都有众多的、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而在如 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决窍就是不断地“推陈出 新”，推翻寻常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提出研究新视角。于 是乎，当有人提出帝制时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中心时， 便有人反驳说，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尤 其在帝制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主要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小型市 镇；当有人立论说帝制时代中国的军人势力在政治上处于附属 地位时，便有人拿出军阀乱政的史实来反对；当有人强调帝制中 国的内敛性时，便有人举出帝制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地区的征伐 活动，特别是李唐(618一907年)初年和朱明一朝(1368一1644 年)的例子。同样，以早先历史学家所总结出的帝制中国的其他 某些政治特征为靶子，我们对帝制中国的历史也可以作出类似 的批判，并拓展出相应的研究方向，这里就不再枚举了。但在 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帝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经历了不同 程度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大差 异一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内 部差异为何，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比较， 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均是能够成立的。诚然，帝制时 代的中国确曾有过军阀乱国甚至建立军阀政府的情况，但若与
4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军人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和影响相比，中国帝制时代的军队在 政治上的影响便立刻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帝制时代尤其是中唐 以后，中国城市的性质较先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前现代西方 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从未产生过能够平衡、甚至对抗国家权 力的力量。本书所概括的关于帝制中国的其他几项特征都可以 用同样的方法予以辩护和证明，此处不再赘述。要言之，关注帝 制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无疑能够为我们带来 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和祠见，但是，它们并不可能对本书所概 括的中国历史的上述七个政治特征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当然，这七个特征都不是笔者的创见。自卡尔·马克思与 马克斯·韦伯以降，中国历史的这些特征不但曾经被广泛接受， 而且还在各种分析和研究中被当作事实依据而广泛使用（如： Creel,1970;Eisenstadt,1986;Fairbank and Goldman,1998; Hsu,1965;Huang,1997;McNeill,1982;Wittfogel,1957). 对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近代欧洲式的“理性化过程”这一问题 进行分析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51,1958)至少对上 述七种历史特征中的四种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强国家传统、缺乏 政治自治性的城市；儒家对各色宗教和崇拜的容忍、文官政府 (及其与近代欧洲“行政管理理性化”现象的相似之处)。在对中 国与欧洲的封建制进行比较时，赫尔利·顾立雅(Creel,.1970: 第1一28页)曾总结出上述七个历史特征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最近在其力作《政府史》中，费讷(Finer,1997)几乎提到了上述 帝制中国七个历史特征的全部内容。遗憾的是，顾立雅和费讷 均未对上述历史特征形成的原因这一根本问题给予应有的关 注。如果套用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来类比，本书与韦伯著作 的不同之处可以这样来看待：韦伯在其工作中将上述历史模式
第一章引论 5 视为“自变量”，并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发展出“理性资本 主义”，本书则将上述历史模式视为“因变量”，试图探明其得以 发轫和形成的原因
第二章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一战国时期。在该 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 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本书所关注的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也趋于形成。春秋一战国时 期，中国在哲学、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 进展。 首先，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春秋到战国，小规 模的局部性战争发展为有庞大军队参加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的、长距离作战的总体性战争，职业化军人和军事谋略家（诸子 百家中的“兵家”)群体逐渐兴起，军事后勤及其他军事技术获得 了长足改进。 其次，哲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后世所说的 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开出济世药方，小 至家庭伦理，大至国家、社会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中国文化的哲 学和宗教基础亦由此奠定。 最后，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得
第二章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7 到推广应用，土地私有化现象逐步扩展，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 一批大都会相继出现，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众多学者（如Creel,1970;Hsu,1965;Weber,1951)都注意 到中国春秋一战国时期和欧洲中世纪在社会演变上的许多相似 性，但是在欧洲，相似的社会演变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 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而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 汉时期，却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 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 缘化的儒法国家。所谓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意指政 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 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朝廷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儒士 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不但给予 帝制政权以鼎力支持，而且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源源不 断地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 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imperial Con- fucianism)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 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①帝制中国的前述 诸项特征，均与迈克尔·曼(Mann,1986,1993)提出的社会权力 的四大来源一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之间的独特组 合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总之，可以说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社会 发展为日后中国政治史的演变规定了方向。 迈克尔·曼(Mann,1986:第5章)认为，一个帝国欲维持自 ① 本书中提出了帝制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就已形成一种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体制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蛋 尔(Hall,1986)在其力作《权力与自由》中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兴起于西方而不 是其他文明所作的精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