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 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 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 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 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 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 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 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 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 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 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 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 己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 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 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 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 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 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近而呼吁实 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 己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 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 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 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 31
Ⴛపࡼሠᑶಯศૺሢࣞ! 1928 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 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 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 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 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 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 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 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 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 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 年后在国民党内占 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 集团 1928 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 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 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 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 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 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 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近而呼吁实 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 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 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 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 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 31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1]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 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 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 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 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 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 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2]第 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 江西红军，“现在己有了十万”。[3]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 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 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 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 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 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 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 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 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 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4]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 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⑤]“使全国人民 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 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7)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 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 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 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 不应责怪的”。[9]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 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 32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1]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 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 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 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 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 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 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2]第 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 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3]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 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 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 1931 年 10 月到 1932 年 12 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 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 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 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 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 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 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 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4]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 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5]“使全国人民 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 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7]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 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 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 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 不应责怪的”。[9]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 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 32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10]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 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 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 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 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11]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 “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 宪政，[12]否则“本党难辞之咎”。[13]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 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 蒋介石迫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 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 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鄂、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 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 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14]与蒋不同，孙科认 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15]因此对 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 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 固的。”[16)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 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 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 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 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 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 陷于失败。”[17]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 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 言动，应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 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19] 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20]“言论 3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10]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 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 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 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 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11]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 “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 宪政，[12]否则“本党难辞之咎”。[13]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 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 蒋介石迫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 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 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 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 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14]与蒋不同，孙科认 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15]因此对 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 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 固的。”[16]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 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 1937 年 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 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 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 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 陷于失败。”[17]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 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 言动，应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 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19] 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20]“言论 33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 “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21]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 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 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 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 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是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 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1)“一党统治”， “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 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2)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 生。(3)“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 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23]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 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 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 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24]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 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 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 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 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 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 的“内在政党”(inside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 动扩大发展，通过暴力手段，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 (outsideparty)。[25]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 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党的民主化问题， 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 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2)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 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 34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 “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21]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 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 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 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 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是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 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 “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 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 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 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23]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 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 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 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24]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 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 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 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 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 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 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竟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 的“内在政党”（inside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 动扩大发展，通过暴力手段，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 （outsideparty）。[25]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 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 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 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 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 34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 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 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 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 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 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 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 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 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 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 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 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 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 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 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 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 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 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 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 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 望”才爆发。[26]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 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27]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 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 “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 [28]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己名存实亡”。 [29] 35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 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 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 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 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 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 1924 年国民党改 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 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 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 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 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 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 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 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 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 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 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 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 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 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 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 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 望”才爆发。[26]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 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27]1931 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 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 “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 [28]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29]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