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 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 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 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 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 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 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 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 风实在是走错了路”。[30]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 态度，从1928一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 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1927至三十年代初期，孙 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 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新缓和。1932年4月， 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 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 此己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 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 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 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 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 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 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 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 案”。[31]孙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 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 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 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 36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 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 1923 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 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 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 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 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 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 风实在是走错了路”。[30]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 态度，从 1928－1946 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 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 1927 至三十年代初期，孙 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 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 年 4 月， 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 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 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 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 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 年，孙科提 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 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 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 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 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 案”。[31]孙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 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 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 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 1937 年 2 月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 36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 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 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 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 内战的时机己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32] 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 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33其宣传 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 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 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 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 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 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 毁灭的。”[34]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 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 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35]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 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 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 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 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 的要算孙科。“[36]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 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 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 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37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 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 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 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 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32] 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 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 1928 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33]l 其宣传 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 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 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 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 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 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 毁灭的。”[34]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 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 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35]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 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 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 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 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 的要算孙科。“[36] （三） 对于 1928 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 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 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 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37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 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 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 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 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 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3刀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 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 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 就能扑灭下去。”[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 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 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 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 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 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 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 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 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 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 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 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 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己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 “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 家，竞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 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 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 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 38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 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 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 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 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 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 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 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 就能扑灭下去。”[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 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 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 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 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 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 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 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 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 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 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 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 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 “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 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 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 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 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 38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 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 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 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 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 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 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 城掠地”一“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 “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 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 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 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 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1，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 [46]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 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47刀 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 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 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 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 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 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48]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 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2，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 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 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 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士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 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 39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 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 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 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 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 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 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 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 “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 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 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 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 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 1，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 [46]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 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47] 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 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 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 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 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 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48]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 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 2，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 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 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 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 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 39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 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 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46]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 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 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 出专款，有于土地法的实施。「50]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 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 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 “剿匪资本”经费。[51]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 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 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 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竞接 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 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 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 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 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 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 “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 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 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 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52]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 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 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 别的警觉提防”。[53]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 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 40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 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 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46]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 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 年 1 月 31 日，孙科提议在全 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 出专款，有于土地法的实施。[50]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 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 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 “剿匪资本”经费。[51]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 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 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 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 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 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 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 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 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 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 “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 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 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 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52]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 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 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 别的警觉提防”。[53]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 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