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 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 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 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 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 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 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 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 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 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 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 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 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 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 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 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 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 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 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 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 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 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 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 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 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 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 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 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 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 25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 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 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 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 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 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 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 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 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 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 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 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 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 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 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 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 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 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 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 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 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 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 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 取向。例如，1932-1937 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 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 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 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 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 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 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 25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 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 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 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 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 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 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 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 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 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 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 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 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 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 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 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 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 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 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 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 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 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 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 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 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 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 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 26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 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 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 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 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 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 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 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 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 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 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 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 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 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 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 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 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 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 19 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 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 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 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 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 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 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 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 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 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 26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 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 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 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 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 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 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 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 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 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 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 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 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 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 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 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 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 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 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 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 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 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 27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 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 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 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 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 世纪以后，资本主 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 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 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 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 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 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 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 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 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 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 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 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 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 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 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 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 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 27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 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 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 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 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 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 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 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 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 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 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 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 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 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 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 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 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 革。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注解 [1]参见《东华续录》，卷47，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 夷务始末》卷49，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第20-21 页。 [2]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 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84年，第553-557页， 第494-495页。 28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19 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 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 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 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 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 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 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 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 19 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 20 世纪上半叶，有几次 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 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 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 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 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 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 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 1949 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 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 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 革。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4 期 注解 [1]参见《东华续录》，卷 47，第 15-17 页；另见《同治朝筹办 夷务始末》卷 49，第 16 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 6，第 20-21 页。 [2]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 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3 期。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84 年，第 553-557 页， 第 494-495 页。 28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4]墨子刻（美)：《摆脱困境一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 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5]《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 《张春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40页。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 务印书馆，1970，第140页。 [7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 建设》，1953年第12期。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 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9]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 年4月，第4-5页。 29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29 [4]墨子刻（美）:《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 进》，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4 页。 [5]《政府公报》1914 年 1 月 14 日，第 606 号；另见沈家五: 《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40 页。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 务印书馆，1970，第 140 页。 [7]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 建设》，1953 年第 12 期。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3 期，1926 年 7 月 10 日。 [9]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 1 卷第 4 号，1933 年 4 月，第 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