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 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 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 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 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 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 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 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 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 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 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 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 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 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 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 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 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 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 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 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 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 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 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 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 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 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 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己提供了实行 20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 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 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 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 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 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 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 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 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 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 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 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 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 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 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 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 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 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 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 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 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 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 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 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 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 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 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 20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 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 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 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 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索，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 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 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 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 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 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 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 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 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 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 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 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 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 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 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 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 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 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 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 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 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 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 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 21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 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 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 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 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索，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 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 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 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 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 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 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 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 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 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 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 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 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 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 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 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 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 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 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 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 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 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 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 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 21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 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 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 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 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 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 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 存在社会制约。第二，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 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 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 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 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 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 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 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 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 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 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 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 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 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 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 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 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 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 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 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 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 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 22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 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 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 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 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 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 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 存在社会制约。第二，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 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 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 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 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 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 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 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 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 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 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 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 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 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 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 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 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 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 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 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 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 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 22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 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 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 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 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 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 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 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 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 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 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 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 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 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 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 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 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 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 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 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 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 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 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 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 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 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 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 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 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 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 2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 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 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 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 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 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 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 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 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 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 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 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 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 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 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 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 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 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 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 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 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 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 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 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 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 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 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 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 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 年后建立的政治 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 23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 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 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 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 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 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 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 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 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 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 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 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 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 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 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 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 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 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 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 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 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 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 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 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 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 24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 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 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 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 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 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 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 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 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 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 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 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 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 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 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 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 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 容。这个过程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 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 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 最终形成。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 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 年由毛泽东揭示 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 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 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