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 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 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一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己从一个典型的传 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 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 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 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 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 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 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 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 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 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 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 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 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 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 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 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 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 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 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 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 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 15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 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 1840 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 100 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 1840—1911 年，历经 72 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 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 1911 年中华民国 创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 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 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 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 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 72 年，中间 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 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 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 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 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内， 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 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 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 14 年的声势 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 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 年左右-19 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 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 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 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 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 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 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 15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 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 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 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 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 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 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 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 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 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 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 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准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 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 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 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 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 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 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 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 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 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一 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 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 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 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 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 16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 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 1860 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 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 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 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 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 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 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 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 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 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 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 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 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 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 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 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 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 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 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 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 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 20 世纪初到 1911 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 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 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 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 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 16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 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 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 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 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 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 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 统治己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 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 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 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 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一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 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一商会、科学社、各种学 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 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 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 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 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 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 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 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 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 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 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 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 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 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 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 17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 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 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 年清廷废除科举制 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 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 60 年西方 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 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 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 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 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 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 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 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 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 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 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 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 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 层次，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 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 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 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 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 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 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 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 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 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 500 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 17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 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 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 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 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 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 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 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 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 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 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 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 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 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 己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 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 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 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 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 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 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 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 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 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 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 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18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50 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 23 家报纸。在 20 世纪初 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 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 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 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 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 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 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 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 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 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 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 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 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 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 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 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 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 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 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 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 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 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 年以 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 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 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18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 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 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 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 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 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 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 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 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 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 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 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 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 “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己陷于破产之境”， 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 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 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 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 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 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 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 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 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 19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 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 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 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 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 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 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 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 期，而且在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 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 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 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 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 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 “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 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 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 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 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 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 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 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 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 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