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 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 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 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 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 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 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 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 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 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 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 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 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 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 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 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 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 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 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 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 下去。 是为序。 2005年8月于南京 9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9 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 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 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 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 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 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 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 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 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 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 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 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 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 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 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 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 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 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 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 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 下去。 是为序。 2005 年 8 月于南京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 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 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 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 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 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 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 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 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 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 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 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 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 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 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 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 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 期被西方思想家所软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 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 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 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 11
தࡔᒦਪ્ᓞቯࡼ಼ဥ୴ኵ! 19 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 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 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 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 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 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 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 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 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 1840 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 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 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 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 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 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 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 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 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 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 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 4.5 亿人口，在 1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 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 11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 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 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 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 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 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 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 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 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 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 柱一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 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 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 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 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 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 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 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 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 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 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 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 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 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 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 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 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 12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 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 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 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 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 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 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 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 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 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 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 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 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 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 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 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 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 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 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 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 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 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 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 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 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 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 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 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 12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 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 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 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 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 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 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 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 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 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 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 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 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 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 形态己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 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 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 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 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 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 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 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 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 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 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 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 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 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 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 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 1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 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 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 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 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 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 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 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 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 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 范围之内，[1]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 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 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 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 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 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 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 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 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 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 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 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 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 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 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 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 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 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 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 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 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 13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 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 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 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 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 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 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 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 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 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 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 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 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 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 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 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 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 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 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 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 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 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 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 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 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 的跌宕起伏。 14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 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 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 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 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 30 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 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 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 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 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 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 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 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 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 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 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 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 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 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 1840 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 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 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 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 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 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 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 的跌宕起伏。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