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么做呢？我们可以从“囚徒的困境”（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 的一种形式)的博弈中找到一个答案。囚徒困境的情形是这样 的：假设警察在某个地方抓住两个身上带有少量毒品的人，这两 个人可能因此被判处1年的监禁。警察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是贩 毒者，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两个人如果被认定为贩毒者，那 么将很可能被判处25年徒刑。警察知道，一个嫌疑犯针对另一 个嫌疑犯的供词，将足以使后者被量以重刑。警察告诉他们，揭 发对方为贩毒者的一方将获得释放。警察还告诉他们，如果双 方都招供的话，那么两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双方都招 供，那么警察就可以把他们关押10年。假如两人都拒不承认， 那么他们只能被判1年徒刑，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出狱并再次干 贩毒的勾当。 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囚室中，不允许相互沟 通。两人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或者揭发对方，使对方坐25年的 牢，而自己获得释放，或者保持沉默，争取蹲1年的监狱。但如 果双方都招供，那么两人均被判10年徒刑。每一方都在想：“揭 发别人对我最有利。如果他和我都保持沉默，那么我只要蹲1 年的牢。但假如那家伙招供了，这可怎么办？如果我也招供，那 么我将被判10年的徒刑；假如他招供，而我拒不承认，我就得蹲 25年的牢，而他却获得释放，这样一来我成了个大傻瓜。假 设我为了他而保持沉默，谁敢肯定他不会出卖我呢？” 这便是独立理性行为的基本结构困境。对于每个囚犯来 说，最优的结果是出卖别人和自己获得释放。次优的结果是双 方都不招供，只蹲1年的监狱。较差的结果是双方都招供，在铁 窗后生活10年。最差的结果是对方招供，而自己却保持沉默和 被判处25年的徒刑。如果每个人都力争最优的结果，那么双方 最后所面对的结果都是很差的。争取最优结果，即获得释放，是 ·24·
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双方都独自寻求最优的结果，那么两人 的下场都不好。在相互间缺少沟通的情况下，双方很难进行合 作。如果两个囚犯可以相互交流，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协议，都 拒不招供，从而两人都只需要蹲1年的监狱。 然而，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也还存在信任与信用的问 题。我还用囚徒的困境来加以说明。每个嫌疑犯可能都这么 想：“我们都是贩毒者。我了解对方的行为。我怎么敢肯定，在 我们俩达成协议后，他不会在心里想‘太棒了！我已经说服他保 持沉默。现在我可以追求最优的结果，以免被人出卖了。’”与此 相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少相互沟通和信任，每个国 家都可能只努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所有 的国家更不安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一个国家， “你别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这样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过得 很好”，但是第二个国家可能不敢相信第一个国家。 雅典在公元前432年的处境类似囚徒的困境。在公元前5 世纪中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一个共识，即停战对双方都有好 处。即使在发生埃皮达姆努斯事件以及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 争端之后，雅典人还是不愿意破坏停战的局面。科西拉人最后 是用这样的论点说服了雅典人：“在希腊有3个海上强国，它们 是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首先控制了我们，而且你 们允许我们的海军同科林斯的海军合并，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同 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假如你们同意 与科西拉结盟，那么我们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作战。”8 雅典人是否应该遵守停战协定和拒绝科西拉人的要求，从 而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合作呢？假设雅典人这么做，而伯罗奔 尼撒人背信弃义，夺取了科西拉舰队，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海上力量对比态势将是2对1，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雅典人 ·25·
应该相信伯罗奔尼撒人和信守诺言吗？雅典人最后决定违背条 约，此种行为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招供了。修昔底 德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大家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和伯罗奔 尼撒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9既然如此，雅典人下可能冒险 让强大的科西拉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 不可避免性与未来的影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往往是导致 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 典就应该争取拥有2对1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1对2的海军 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 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 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 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 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 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 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 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 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一报还一 报”((tit for tat)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 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 .; 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 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 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 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 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巾 ·26·
future)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博弈者 只有在知道自己将长时间地与同一个人进行博弈之后，才能学 会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那 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 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它可能决定你的命 运，或者说决定你是否还能再接着参加博弈)之后，你可能再也 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 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 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 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最好的战略是 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的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 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吗？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 认识是悲观的。他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撰写一个 迎合当前大众口味的东西，而是创作一个可以永世流传的作 品。”0他的这部史书揭示了任何时候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的本 性。修昔底德没有故意误导人们，他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 须强调一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 的根源乃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古 典主义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声称，雅典的力量并不是 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才增长的，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力 量增长态势已经开始有所减缓。而且他还指出，斯巴达并不是 像惧怕战争那样惧怕雅典。雅典和斯巴达都属于奴隶制国家， 双方都担心战争可能给奴隶起义提供机会。两者的区别在于： 奴隶占斯巴达人口的90%，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奴隶在雅典人口 ·27
中所占的比例，而且斯巴达在不久前即公元前464年经历了一 次奴隶起义。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 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 于是，卡根认为，战争的近因或者导火索，比修昔底德根据 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所阐述的原因要重要得多。比如，科林斯 认为雅典不会参战，对雅典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其中部分 原因在于科林斯是那么痛恨科西拉。伯里克利也反应过头，他 向帕提地亚提出最后通牒和以断绝贸易关系来惩罚墨加拉，这 些都是错误的行为。这些政策失误使得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战 争的风险。卡根指出，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 撒战争，但是30年停战协定已经浇灭了这个引起战祸的火种。 因此，为了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皮达姆努斯问题的 火星，必须落在那些极少的与尚未湿透的可燃物体上。然后，还 需要科林斯人以及后来的墨加拉人、帕提地亚人、爱琴海人 (Aeginetans)以及斯巴达主战派不断地使劲煽风。如果雅典人 不在关键的时候添加一些燃料的话，那么火星也可能熄灭 掉”。1换句话说，战争并不是由那些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而 是由人在困难环境中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 对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提出质疑可能有点冒失，但是历史上 确实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虽然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 力量的制约，但它始终是自发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历 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古代希腊人作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 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 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 免”。那场给雅典带来灾难的无限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 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常常是很重要的， 尽管它们是在一个较大结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安全情势）所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