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的范围中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从这段古代历史中获得哪些对当代有意义的启示 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国际政治的 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 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 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 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 我们也要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类比。在冷战时期，人们常 常认为，美国是民主和海权国家，苏联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这就 好比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苏陷于一种类似雅典和斯巴 达争斗的历史大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庸俗的类比忽视了个 事实，即古代雅典是个蓄奴国家，它面临国内动乱，民主派并不 总能掌握政权。而且，与冷战有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在战争中取 得了胜利。 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 时候是有所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叙述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容。 描述过去1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疑比描述一个人一 生的经历或者整个战争要容易一些，即使这样，它也是一个难 以完成的工作。已经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叙述过去每 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 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 即使是描述过去1小时或者1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 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 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 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 历史学家还受到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的制约。修昔底德 ·29
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 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于是把重点放在了我 们上面已经谈到的囚徒困境情势的那些方面。然而，这些方 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内容。 修昔底德没有写雅典与波斯的关系、雅典断绝同墨加拉贸易 关系的命令以及雅典提高提洛同盟其他成员应交纳的赋税 等。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但是 它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人们对事件的 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所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历史著述都 是骗人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认真地思考问题和客观地研究问题。然而，他们及其学生 们应该清楚，自己所选取的东西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要经 常想想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他或者她是否在仔细和客 观地对事实加以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是否存在偏见。选 择是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误解历史的最好办 法是多阅读，而不是少看书。 道义问题和国际政治 鉴于安全困境的性质，某些现实主义者坚信，道义在国际冲 突中不起作用。然而，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尽管这种 作用与道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自从修昔底德 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使用道义的论点。例如，科西拉在向雅典求 救的时候，就使用了道义的语言：“首先，你们不应帮助侵略者， 而应帮助人民，他们是侵略的受害者。第二，我们将永远感激你 们。”2假如把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分别换成科西拉和科林斯， ·30·
我们今天还可以说这样的话。 道义观念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 的力量是强大的。然而，道义论点也可能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 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在公元前 416年，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 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 “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 情。”3也就是说，雅典人认为，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 没有地位的。伊拉克、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侵略科威特、入 侵格林纳达和镇压东帝汶起义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 类似的逻辑。但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人在米洛斯如此露 骨地表达的观念，在当今世界里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 这能否说道义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比较显著的地位？或者 干脆说国家已经更精通于宜传了？能否说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国家更加关心道义问题？或者说2500年前雅典的 行为同20世纪末伊拉克或者塞尔维亚的行为之间，是否有着明 显的相似之处？ 人们的道义论点并不相同，某些论点比较具有说服力，我们 要看看它们是否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比如，菲利斯·施拉夫利 (Phyllis Schlafly)声称，核武器是个好东西，因为上帝把它赐予了 自由世界。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也把核武器给了 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呢？所以道义论点并非都是同等 的。 无偏见(impartiality)是道义论点的试金石，也就是说，要用 相同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利害关系。你的利害关系与我的利害 关系要得到同等的关注。然而，在无偏见这个框架下，对于判断 ·31·
道义论点正确与否，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 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另外一 个传统的源头是18世纪初英国的实用主义者，比如杰里米·边 沁。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看问题的不同方法。假设 我们走进中美洲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看到一个军官正要枪杀并 排站在墙前的3个人。你可能会问那位军人：“你为什么要杀害 这些农民呢？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恶意。”那位军官回答说：“昨天 晚上，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把我的一位弟兄杀害了。我知道这 个村子里有个人是罪犯，因此我要枪毙这3个人，以杀鸡给猴 看。”你会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将要杀害无辜者。如果你的人 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么这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无辜的，或许这3个 人都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时，军官从他手下那里 拿来一支枪并交到你的手中，对你说：“你帮我把其中一个人打 死，我就把另外两个人放了。你打死一个人，可以拯救两条性 命。告诉你吧，在内战中，你可不能采取这种高尚的态度。”你 到底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想到用兰博的方式，试图把在场的军人都于掉，然而 那位军官手下的一位土兵正用枪指着你。所以，你只有两个选 择，或者开枪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并挽救两条性命，或者把枪放下 以维护自己的清白。康德传统，即只能做那些正确的事，要求你 不施恶行。而实用主义传统侧可能暗示你，如果可以救两个人， 那么你应该开枪打死一个。如果你选择康德的解决办法，死的 人数就要增多。假如墙前站着100个人，或者假设你可以拯救 一个城市的人，那么你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而不管该城 100万人的生死吗？在某些时候，结果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判断道义论点：动机或者意图；手段：后果。尽管这 三个方面不总是那么容易得到调和，好的道义论点应该把它们 ·32·
都加以考虑进去。 道义作用在国际政治中所受到的限制 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如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大。其原 因有四个。第一，有关价值观念的国际共识是很少的。在对某 些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判断上，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 第二，国家与个人不同。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尽管国家领导人 是个人，人们用不同的标准分别判断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 行为和作为个人的行为。比如，在选择一位室友的时候，大多数 的人都愿意选一个坚信“你不应该杀人”的人。然而，如果一位 总统候选人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采取可能导致死亡的 行动”，那么选民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公民要求总统保护他们的 利益，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如果总统们只顾 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能保护其国民，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信任， 当不了好的庇护人。 在个人的道义观念中，牺牲是道义行为的最好体现。然而， 领导人可以牺牲其领导下的民众的生命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雅典人告诉米洛斯岛的当权者，如果他们加以反抗，那么雅 典人将杀死该岛上的所有人。米洛斯当权者进行了反抗，结果 其属下的民众都被屠杀了。米洛斯领导人应当让步么？肯尼迪 总统在1962年应该冒核战争的危险、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有类似的导弹)吗？不同的人对这些 问题有不同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个人作为国家领导人 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判断其行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三，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 相对较小的角色。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就很难知道行动的后果， 而在国际关系中还要考虑一个复杂的层面，即国家间的相互作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