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战争是看不见的吸血鬼 如果没有其他阻止战争的因素，那么战争所导致的经 济损失迟早会让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产生良知。正如斯坦福 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塔夫茨大 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难以 承受战争的代价。”他说，欧洲的战争债款高达260亿美元， “每个人都对看不见的吸血鬼欠债，任何国家都还不起这个 债，可怜的民众每年因此要交纳9500万美元的税。”和立时 期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负担，正在日益侵蚀那些已经不堪 承受债务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大战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全面 衰败。 一《纽约世界》2 现实主义者则在1990年反驳说：“请把这些话讲给萨达姆· 侯赛因听吧！”伊拉克的行为表明，武力和战争是国家始终面临 的威胁。自由主义者申辩说，中东政治只是个例外。他们认为， 世界正在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有关国际政治 的性质及其是否变迁的不同观点，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调和。现 实主义者强调延续性，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迁性。自由主义 者通常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他们只关注过去， 无视将来。而现实主义者则声称，自由主义者是乌托邦式的空 想家，并且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冠以“全球孤独论”(globaloney) 的称号。 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者都对，也都错。直截了当的回答自 然很好，但是它也很可能不太准确和不太令人满意。进人21世 纪的世界既有延续性的方面，也有变迁性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 简单易懂和包罗万象的答案。 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变化不定的人类行为，所以它永远 ·9
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不可能有很确定的理论。不仅如此， 分析国际政治的方法不仅限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在 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少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 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导致战争的预言。然而，甚 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经由于未能解 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以及一些共产党国家之 间发生战争的现象，而为一些人所怀疑。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 年代和0年代十分流行。它预言，处于全球市场“中心”地带的 富裕国家将控制处于“边缘”地带的贫穷国家，前者使后者越来 越贫困。但是依附理论由于没能解释为什么东亚的边缘国家， 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 展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这样的“中心”地带国家还快，从而失去了 可信性。这种可信性丧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20世纪0年代 依附论的学界旗手之一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 Henrique Cardoso)在90年代当选巴西总统后，转而采取了增强国家对国 际市场依赖度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 学者试图创立类似微观经济学那样的演绎性理论。以肯尼思· 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和以罗伯特·基 欧汉(Robert Keohane)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分别创建了自己 的理论模式。两者都把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受到国 际体系的制约。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理论 变得更为简洁和讲究，与此同时，他们也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 自由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其结果是，“到了80年代 后期，理论上的争论也许只能归纳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 国际关系模式内部比较细微的分歧”3。 最近，一群观点并不一致、被称为“建构主义者”的学者，批 ·10·
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未能对世界政治中的长期性变革加以充 分解释。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改变自己所 追求的目标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领域和学 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preference)、产 生认同(identities)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behavior)的过程。比 如，19世纪的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曾经得到大多数国家 的认可，但是后来却遭到普遍的反对。建构主义者提出这样一 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观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战争行为今后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 命运又将怎样呢？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政治实体，比如部族 (tribes),民族(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只是在最i的 几个世纪里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建构主义者指出，像民族、 主权这样和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 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外在的现实。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还指 出，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描述，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 的影响。 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approach),而不是一种理论。但是它 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主流理论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并 且补充了这两个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时显得不甚严谨 和缺乏预见力，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主流理论经常忽 视的东西。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论及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 tionality)上，还必须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 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 变化。建构主义者帮助我们理解在工具理性产生作用之前，偏 好是如何产生的，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 义是补充而非否定上述两种主流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及最 11·
后一章中讨论如何理解长期变革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 是，当我在华盛顿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努力理解国际政治和帮 助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和建构主义这三种思想中都汲取了养分。 基本概念 行为体、目标和手段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但是 每个概念都在变化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政治的 时候，把国家视为惟一重要的“行为体”，而且认为只有大国才是 真正重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多。1945年，世界上大约只有50个国家。到 了1998年，联合国已经有了185个成员国，而且其数目还在增 加。比国家数量增多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 例如，大型的跨国公司跨越国家边界，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常 常比许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还要多。至少有12个跨 国公司的年销售额比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还要大。壳牌(Shell)、国际商用机器(IBM)和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等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比匈牙利、厄瓜多尔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要大得多。虽然这些 跨国公司缺少某些类型的权力(power),比如军队，但是它们绝 对可以影响一国的经济。从经济上说，BM对比利时的重要性 要大于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布隆迪。 在观察中东局势的时候，无视国家间的纷争和外部大国的 插手，是绝对可笑的。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一系列非国家行为 体的作用，那同样也是愚蠢的。跨国石油公司，比如壳牌、英国 石油和美孚公司等，同属于一个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除此之 外，还有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体。有一些较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2
例如联合国，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 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0),其中 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大赦国际。另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跨 国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譬如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 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分布于整个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阿拉 伯人。游击运动、毒品卡特尔和反政府秘密组织等都是跨越国 界的，它们通常在几个国家之间瓜分其资源。国际宗教运动，特 别是中东和北非的政治性伊斯兰宗教运动，也属于非国家行为 体的范畴。 问题不在于国家和非国家集团哪一个更重要一通常是国 家更重要，而在于这些新型的、错综复杂的联合体会怎样影响地 区政治。这正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不了的。国家是当 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它们并没有占据整个舞台。 其次，目标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无政府体系中，传统 上，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今天的国家无疑关心自己的军 事安全，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 富、有关贩毒或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态的变化。而且随 着威胁的变化，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 家追求的惟一目标。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这两个 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经 说过，他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会像在1813年那样，再次入侵加拿 大和占领多伦多，而是多伦多可能因为来自得克萨斯的一台电 脑的攻击而处于瘫痪之中一这种困境不同于在国家无政府体 系中所面临的传统的威胁。经济实力尚未取代军事安全（正如科 威特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国际政治的 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 最后，国际政治的手段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看法是，只有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