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 了路。就以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来说,当一开始有人 提出“后现代”的问题时,人们会对有没有“后现代”要不要划分 “后现代”等展开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的结果会怎样呢?人们 发现,争论非但没有把“后现代”否定勾销,反而使它大大凸显成 了一个问题,关于它的话会越说越多。人们的讨论根本不会停 留在“后现代”如何界定这最初提出的问题上,讨论会引出一系 列新的问题,讨论会把以往有过争议的老问题又翻出来,讨论中 还有人会从各种新的角度不断地插入新的话题,于是新的问题 再将涉及新的概念,新的概念又需要作新的界定,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问题不是变得简单,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讨论就像 个巨大的旋涡,在它旋转的过程中,把各式各样的问题吸附过 来,这样它便由最初的一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话题,从 一个话题变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二作为时代分期概念的“后现代” 及其认识背景 作为一个时代分期概念的“后现代”既然被提出来,显然说 明西方学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和认识又有了一个新 的“构想”。这里为什么要用“构想”( conceptualization)一词,需 要作一点小小的说明。国内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介 时,对此似乎多有忽略,往往把“后现代”这样一个本来是带有试 探性的理论概括,即所谓一种“构想”,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的“现实”之间,划了一个无形的等号。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的 15
当代哲学,在陈述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时,往往有一种比较自觉 的理论意识,这就是能够自觉地把“理论”置于一个“想象”活动 的层面之上,而与所谓的“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他们看 来,人需要认识客观世界,但人的认识活动只能在思维和想象的 侧去进行“构想”。人们提出的各种观念体系各种概念,都是 对于世界和认识对象的“构想”,它们与那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那 个所谓的“实在”,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我们现在所讨论的 种种所谓“后现代”的理论,则正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家对于他们 所处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构想”。关于这一点,我 们在以后的关于“语言学的转向”、语言“表征”等问题的讨论中 将进一步涉及,而到那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后现 代”理论认识基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这种种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所关注 的,主要还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层面,它们对于当代 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总体机制虽时有涉及,但显然 不是重点。然而,即便如此,七十年代以来关于“后现代”的讨 论,应该说其中又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 认识。这些最新认识,是不是正确,当然有待于我们去加以鉴 别。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至少可以引发我们的进一步的 思考。讨论中出现不少新的提法、新的看法,或许会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其中相当一部分听上去很新颖,而实际上却仍是根深蒂 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翻版。这也不用奇怪。但是,从总体 上说,笔者则有这样一个看法:西方思想理论界把“后现代主义 作为一个特别的问题提出来,至少在主观动机上还是表现了一 种积极的批判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问 题的讨论,看作是三十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 16
派、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新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 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继续。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它是 不是站得住?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对“后现代主 义”被提出的思想认识背景作一些考察和分析。而首先需要考 察的是,那些主张“后现代”分期的理论家在他们提出的关于“后 现代”构想中,是否体现出了一种比较一致的对于当下资本主义 的状况的总体性的认识。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描述,“后现代”理论的各家 各说显然又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认识假设前提上说,“后现代” 的理论也根本不承认当代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可能形 成某种共识。利奥塔就是一个典型,他主张要向一切“宏大叙 述”宣战。但话又要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对那些理论宜言太当真 了。因为只要他们还承认划分“后现代”的必要性,那么这实际 上就又是一种基本的共识,而他们所表现出的不一致,无非说明 了他们所关注考察的层面的不同或所使用术语的不同。 在诸多关于“后现代”分期的看法中,以下几例或许具有 定的代表性∶ 首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所谓 “后工业化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提法。贝尔把这个 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屑性界定为“服务”( service“人的 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他认为,此前的“前工业社会”主要任 务是“与自然的较量”;“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与加工制作后 的自然较量”;而“后工业化社会”则是“一种人际活动”。贝尔对 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三个阶段的定义,显然是按照生产活动对
象的变化而确定的。那么,贝尔为什么把生产活动对象消失、只 剩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层面上的活动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唯一界 定特征呢?他是这样解释的:“现在,社会世界将自然和事物排 除,成了唯一的现实,这种现实主要是通过他人意识的反馈、而 不是通过外在的现实去体验的。社会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意识的 网络,一种有待付诸社会建设的想象形式。”1 看来,贝尔所强调的“后现代”的最根本特征,是所谓“自然” 的现实被一个存在于“人际关系”层面的“意识的网络”取代了。 这里对这一观点暂时不作展开,因为下面我们就将逐步看到,主 张“后现代”历史分期的学者,其具体的立论和表述虽然不同,但 是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即“后现代主义”所 涉及的主要是观念层面、意识层面上的问题。 其次是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曼德尔的表述比 较简单明了,因而也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他把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划为第一阶段,列 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阶 段,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则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他所 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当下的资本主义”( late capitalism)阶 段。曼德尔解释说: 晚期资本主义……远非仅仅指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它 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 genera lized universal industrialization)。机械化、标准化、过分专业化 以及劳动的集约化等等,过去,所有这些只是决定实际工业 部门中的商品生产领城,而现在,它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 18
方面面。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农业一步一步实现了工业 化,变得与工业一样,流通部门(例如信用卡等)变得与生产 部门一样,而娱乐消遣则与工作的组织管理一样 曼德尔明确地把“晚期资本主义”划为资本主义的第三阶 段,其界定特征为一种工业化的组织管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渗透到农业、商品流通的领域,使这些领域实现了工 业化,而渗透到文化生产、娱乐消遣的领域,这将是一种什么样 的局面呢?遗憾的是,毕竟是经济学家的曼德尔在这里打住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即数量的变化究竞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质 变,对于社会阶段的分期才算是合理的,曼德尔似乎也没有说 清楚。 于是,詹明信在曼德尔的分期的基础之上又作了进一步的 界定,他提出,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具体标志应该是:科技优先 的地位得到确立;科学技术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 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其中第三项,即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的 过渡,按照詹明信的分析,应该看作是“资本主义新的一轮全球 性扩张”,它已经渗透到了第三世界的农业和第一世界的文化领 域。把这些前期资本主义尚未征服或尚未完全征服的领地“资 本化”,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种扩张和渗透则意味 着“对于无意识领域的仞底征服”。对于这后一点,即所谓“对 于无意识领域的彻底征服”,詹明信又作了更为明确的解释。他 认为,这是指在所谓“后工业化”社会中,“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大 功告成,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 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 然’。”1据此詹明信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