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Post-Colonialism/Postmodernism Part IIi: The Babel of postmodernism 1.Ihab hassan 2. Fredric Jameson 3. Jean-Francois Lyotard 4. Jurgen Habermas Jean baudrillard Afterword Selected Bibliography
第1章 背景论:后现代 与“后现代主义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宽泛一点,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早), 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现状的问 题,逐渐成为欧美思想理论界的一个讨论热点。相当一批有影 响的欧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趋于认为,战后(主要指五十至六十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文化中出现了种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它们不 仅无法用传统观念加以解释,甚至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主义文 化观念也无法涵盖,这些新的文化现象涉及面之广、对西方文化 冲击和影响之大,而尤其是这些现象所集中反映出的一种文化 传统的终结感,都要求有一个新的时代分期术语来给予界定,于 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了“后现代” ( postmodern)这样一个概念。 人们一般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分期命名的提出,首先应当 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结构形态——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方 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由量的积累逐渐达到某种质的飞跃, 因而产生了一种寻求更加准确的界定和表述的客观需要。于 是,对所发生的变化如何定性,是不是达到了非作新的分期不可
的程度,以及提出什么样的新的时代分期命名等,这一切便都成 了问题,被提交到了似乎掌握着某种“立言”权的学术界的面前。 这样一种对于出现新的时代分期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又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学术本身向来就 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如果更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 现,学术界提出和接受一种新的命名,与其说是实际需要的反 映,毋宁说是由于自身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改变而主动作出的 种选择。笔者认为“后现代”时代分期的提出更应该属于后一种 情况。 根据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伊哈卜·哈桑( Thab hassan) 的考证,“后现代”( postmodernism)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 于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 和拉美诗歌选集:1882-1932)( Antologia de la poesiu espanola e hispuncumericana,1934)中,1942年,达德利·菲茨在其《当代 拉美诗歌选集〉(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Poetry,1942)中又沿用了这一术语。稍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汤因比( Arnold Toynbee)在他的《历史研究》缩写本中也使用 了这个分期术语,意为自1875年起西方文明开始了新的一轮的 变迁,但这一观点并未被今日的史学界接受。笔者认为,从今天 我们对于“后现代”的理解看,他们这些人所使用的“后现代”的 意义,实际上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文学研 究方面,著名批评家欧文豪( Irving Howe)和哈利·列文 ( Harry Levin)曾于1959和1960年使用该术语,他们所谓的 后现代主义”则是指“现代主义伟大传统的一种旁落”。再后来 就是哈桑和菜斯利·菲德勒( Leslie fiedler)从六十年代起使用 这一术语。菲德勒意指“向现代主义正统挑战的通俗文学”,而
哈桑则旨在探索他所谓的“归于沉寂的文学的自我消解”这一现 象。从七十年代起,当这一术语渐渐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要讨论 的时代分期意义时,其主要的依据则是对于当时文学、文化现象 的观照,似乎并没有更多地考虑与整个社会形态的对应,后者应 说是在后来的争论中逐步得到的一种补证。而在这一过程中, 也许更应该稈到强调的是,“后现代”这一术语自提出以后得到 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这一事实本身则反映了学术观念上的 个重大变化。于是这变化的来龙去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 问题被提出是出于什么样的认识背景,便成了我们首先要在这 章中探讨的内容。 “后现代”从一个问题 变成一个课题 后现代”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 然大波。要说原因也简单,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界定极不明确 (也许根本就无法明确界定)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它与 现代”是一个什么关系,究竟有没有必要划分出一个“后现代” 等等,仅仅围绕着“后现代”如何定义的问题,欧美学界就吵得个 不亦乐乎,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也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而由“后 现代”又引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既然称之为“主义”那么,它 究竟是一套系统的社会文化理论,还是一种认识假设,或一种认 识问题的角度,还是干脆将它视之为一系列有待研充的文化现 象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讨论变得更加散乱,讨论的结果根本 不是如人们所期待的消除了分歧、达成了共识,而是恰恰相反
讨论和争论反而引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问题。 由于卷入讨论的学者越来越多,美国极有影响的理论探索 刊物《疆界2》( Boundary2)于1976年率先发起召开题为“后 现代性与阐释学”( Postmodernity and Hermeneutics)的学术研 讨会;同年,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又召开了一个“后现代的表 现”( Postmodern Performance)的大型讨论会;两年后,到了 1978年,显然由于讨论的兴头有增无减,美国全国性的学术团 体现代语文学会(MLA)于是在纽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 (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大型专题年会,所有这些专 题讨论会都不限于美国学术界欧陆思想理论界的权威学者也 纷纷前来参加,因而形成了继1966年关于结构主义的大讨论之 后欧美思想理论界最为轰动的盛事。此后,不仅法国、德国哲学 界的挂帅人物,如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尤根·哈贝马斯撰写 了长篇专论参与论争,并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在相当长的一个 时期内的研究课题,甚至欧洲的一些通常被认为并不领风气之 先的国家例如荷兰知识界,也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那里的乌特勒支大学于1984年9月也召开了包括美国和德 国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由于该校是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中 心,因此,这次会议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将关于“后现代” 的讨论引到了比较文学界。 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最初的讨论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 题恐怕就是要不要把“后现代”与“现代”相区分,以及按什么原 则对二者进行区分的问题。主张区分者往往列举出许多现象 声称这些现象与“现代”时期柏比,已经成为使社会的内在属性 发生了变化的异质,因此必须另行定性分类;然而,反对者却以 同样的这些现象为例,论证说它们无非是“现代主义”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