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大臣居于各级官僚的最上级，他们的施政得失对皇帝负责。第三， 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庞大的宫廷里，在那里，皇帝行使对这些人的任命 权。皇帝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和皇 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亲国戚、特别是母系亲戚当大官的做法。（母 系亲戚这帮人是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宠的，并且又与皇帝有亲属关系， 他们不同于父系亲属，因为那些人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继承权。)第四， 汉初皇帝订立了一套监督制度，其后变成御史制，在这制度下，外省官 员受另一较低级官员的监督，而后者是朝廷单独派出的，并不用对其上 级官员负责。 在上述这套方法和其他许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就成为选 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儒家由于借用法家的某些方 法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正如H，G·克里尔所指出的，古代中 国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则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 管辖区，领朝廷俸禄的命官公正地运用所授的权力进行治理，而这些命 官都必须在限定的任期内定期汇报他们的政绩。2000多年来，这套地 区官僚制体现在“县”这种筑着城墙的行政城市里。 为选拔做官的贤才，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并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 这种做法以后继续沿用，当唐朝(618-907年)复兴了帝王政治结构时， 考试制度就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步人仕途的康庄大道。其后1000多 年，直到1905年，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他们 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 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 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 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 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己被人遗 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用于占卜）、《书经》、《诗经》 、 《礼记》、《春秋》（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 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 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连同其注疏，今 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 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孟子》、《中庸》 和《大学》)，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
这批大臣居于各级官僚的最上级，他们的施政得失对皇帝负责。第三， 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庞大的宫廷里，在那里，皇帝行使对这些人的任命 权。皇帝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和皇 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亲国戚、特别是母系亲戚当大官的做法。（母 系亲戚这帮人是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宠的，并且又与皇帝有亲属关系， 他们不同于父系亲属，因为那些人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继承权。）第四 ， 汉初皇帝订立了一套监督制度，其后变成御史制，在这制度下，外省官 员受另一较低级官员的监督，而后者是朝廷单独派出的，并不用对其上 级官员负责。 在上述这套方法和其他许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就成为选 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儒家由于借用法家的某些方 法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正如 H , G·克里尔所指出的，古代中 国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则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 管辖区，领朝廷俸禄的命官公正地运用所授的权力进行治理，而这些命 官都必须在限定的任期内定期汇报他们的政绩。2000 多年来，这套地 区官僚制体现在“县”这种筑着城墙的行政城市里。 为选拔做官的贤才，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并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 。 这种做法以后继续沿用，当唐朝( 618-907 年）复兴了帝王政治结构时 ， 考试制度就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步人仕途的康庄大道。其后 1000 多 年，直到 1905 年，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他们 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 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 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 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 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 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 （用于占卜）、《书经》 、《诗经 》 、《礼记》 、《春秋》 （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 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 372 -公元前 289 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 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 ，连同其注疏，今 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 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 、《孟子》、《中庸》 和《大学》) ，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 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 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 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 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 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 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 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 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 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 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 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 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 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 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 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 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 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 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 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 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 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 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 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 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 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 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 军事实力。 11世纪到12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13世纪蒙古人 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 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 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 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 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 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 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 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 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 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 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 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 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 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 ， 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 。 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 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 。 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 ， 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 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 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 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 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 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 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 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 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 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 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 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 军事实力。 11 世纪到 12 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 13 世纪蒙古人 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 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 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 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 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
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 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 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 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 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 满意，从而使16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 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著作时，他们发 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12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 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 4年)。可以料想，他的著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 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著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 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700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 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 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 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 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 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 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 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 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 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 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 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 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 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 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 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 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 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 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 字经》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
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 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 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 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 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 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 满意，从而使 16 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 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著作时，他们发 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 12 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 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 阿奎那（卒于 127 4 年）。可以料想，他的著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 ， 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著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 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 700 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 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 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 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 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 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 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 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 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 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 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 ， 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 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 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 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 “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 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 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 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 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 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 字经》 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
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 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 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 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 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 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 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 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 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 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 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 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 像保留一套己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 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 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 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中国的军国主义 粗暴的人当然受儒家学者的轻视，因为后者认为，一个人借助于暴 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话叫“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这表达了以德治国的文人的思想，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 贬低以武力取得权力的武士。贬低兵士的做法在旧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 根深蒂固的。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帝国能比中国具有更令人难忘的 战绩。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汉、唐、明初或清初这些强盛 的朝代，强大的远征军曾越过中国边界，进入越南或朝鲜，或者穿越蒙 古和中亚的不毛之地。也有过一连几十年，叛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 和外国侵略者不断逐鹿于本国大地的情形。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 朝，实际就是靠职业的武士阶层来支持的。 然而，中国的军事传统与欧洲或日本的类型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 后，政府便重文轻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孙总是发 现，通过文官以圣明之君的身分来治理天下，比较容易。这无疑是由于 中国的经济大权总掌握在行政官员、即以税收取得财富的官僚手里，而 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财富的武士手里。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或中世纪
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 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 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 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 。 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 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 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 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 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 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 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 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 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 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 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 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中国的军国主义 粗暴的人当然受儒家学者的轻视，因为后者认为，一个人借助于暴 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话叫“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这表达了以德治国的文人的思想，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 贬低以武力取得权力的武士。贬低兵士的做法在旧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 根深蒂固的。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帝国能比中国具有更令人难忘的 战绩。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汉、唐、明初或清初这些强盛 的朝代，强大的远征军曾越过中国边界，进入越南或朝鲜，或者穿越蒙 古和中亚的不毛之地。也有过一连几十年，叛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 和外国侵略者不断逐鹿于本国大地的情形。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 朝，实际就是靠职业的武士阶层来支持的。 然而，中国的军事传统与欧洲或日本的类型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 后，政府便重文轻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孙总是发 现，通过文官以圣明之君的身分来治理天下，比较容易。这无疑是由于 中国的经济大权总掌握在行政官员、即以税收取得财富的官僚手里，而 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财富的武士手里。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或中世纪
时代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 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其原因之一无疑在于中国的封土列茅制度早 己消失。在中国，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约早出1)厌)年。 正如美国的商业社会宁要文官政府而不愿武人当政一样。中国的官僚政 体总是力图避免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 在政治实践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施用武力问题主要是警察维持治安 的问题，意味着怎样对一批非武装的定居百姓保持监护，怎样调集足够 力量来镇压那些可能变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后，在长城以内就 毋需攻城摧敌的部队了。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本 土的警察制度适合于在边疆抗击草原专业武装力量的需要问题。中国农 民不同于蒙古人或满洲人，他们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装的局面，投入到 与自身生死枚关的部族或民族战争中去。像日后的毛主席那样，中国的 那些统治者总是渴望使每个农民也都成为战士，但这至多只能产生一支 防御的而不是出击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国军队还多半像一支民工队伍， 是在紧急之秋用征募办法建立起来的，就像征调廉价劳力去修长城、挖 运河或修筑滇缅公路一样。 因此，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 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但是，中国的军事机器与今日工业国家靠技术装备 起来的军队不同，它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王朝的秩序和 统一，这意味着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但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办 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统原则（礼），其次是利用奖惩这种恩威兼施的 办法。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海和 劝诫已经失效，并且也许显出这个政权己失去其构成“天意”的民心。 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第三者进行斡旋， 协商，搞间谍活动，行贿颠覆，拆墙角（拉走对方的追随者），威胁利 诱，以及采用一切欺诈手段。总之，正如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兵书《孙 子》所说，“不战而克敌者为上策。”打仗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并 不一定要消灭他们，要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战果。很明显， 中国的这一传统在讲威慑和全民动员的核武器时代又有了新的意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中国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 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同所有国家 的情形一样，有创造才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工匠表现出了他的个性， 而隐士可以遁世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者。但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
时代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 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其原因之一无疑在于中国的封土列茅制度早 已消失。在中国，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约早出 1 〕 厌）年。 正如美国的商业社会宁要文官政府而不愿武人当政一样。中国的官僚政 体总是力图避免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 在政治实践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施用武力问题主要是警察维持治安 的问题，意味着怎样对一批非武装的定居百姓保持监护，怎样调集足够 力量来镇压那些可能变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后，在长城以内就 毋需攻城摧敌的部队了。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本 土的警察制度适合于在边疆抗击草原专业武装力量的需要问题。中国农 民不同于蒙古人或满洲人，他们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装的局面，投入到 与自身生死枚关的部族或民族战争中去。像日后的毛主席那样，中国的 那些统治者总是渴望使每个农民也都成为战士，但这至多只能产生一支 防御的而不是出击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国军队还多半像一支民工队伍 ， 是在紧急之秋用征募办法建立起来的，就像征调廉价劳力去修长城、挖 运河或修筑滇缅公路一样。 因此，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 ， 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但是，中国的军事机器与今日工业国家靠技术装备 起来的军队不同，它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王朝的秩序和 统一，这意味着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但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办 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统原则（礼），其次是利用奖惩这种恩威兼施的 办法。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 劝诫已经失效，并且也许显出这个政权已失去其构成“天意”的民心。 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第三者进行斡旋， 协商，搞间谍活动，行贿颠覆，拆墙角（拉走对方的追随者），威胁利 诱，以及采用一切欺诈手段。总之，正如公元前 4 世纪的古代兵书《孙 子》 所说，“不战而克敌者为上策。”打仗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并 不一定要消灭他们，要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战果。很明显 ， 中国的这一传统在讲威慑和全民动员的核武器时代又有了新的意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中国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 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同所有国家 的情形一样，有创造才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工匠表现出了他的个性 ， 而隐士可以遁世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者。但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