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菩31 意到的那样，“存在许多·非情感’认知因素，因而导致了对客观世界 的错误认识。”① 第二，几乎所有支撑这坐理论的数据都是来自实验室试验。很难确 4定实验室环境和人为的试验手段是否能够反映真实世界中的运动过程。 更加雅以确定的是实验室中发现的原因因素，在与影响政治决策的其他 重要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还有着足够的力蓬，使自己的影响力 得以显示，并且以在实验室划定的同样方式显示出来。譬如，试验很少 赋予研究对象一种刺数力量，促使研究对象努力得到正确的知觉，但这 恰恰是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 第三，大部分研究充斥着很强的政策偏见，从而低估了利益冲突的 成分，在一殷国际关系研究和具体的冷战研究中都表现出这种偏见。 第四点与第三点有关，这就是国际体系结构以及与国际体系结构相 关的危险和机会往往被忽视或是被误解。由于存在这四个缺陷，心理学 方面的研究文献具有“过度偏向心理半”的倾向，对行为的解释通常包 含着对决策者的尖锐批评，并且使用了大量心理学变量。实际上，这样 的行为可以从政治性分析中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比较具体她说， 心理学研究对国际环境中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结果知之甚少，对为什么 高度理性的决策者也往往认为他们必须极度谨慎和决不轻信这一现象缺 乏分析。这些偏见也使心理学家只研究那些他们根本不喜欢的政治观 点，而不会使用自己的理论去分析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政治家的政策偏 好。所以，“强硬派”对外政策研究中确立的形象与推理得到了研究和 分析，显现了阻碍合理决策的情绪因素和认知过程的运作，但是支持和 解的观点和信念体系却从来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得以研究和分析。 虽然这些缺陷相当严重，但与第五个缺陷比较起来，前四个缺陷则 不那么严重，并且比较容易改正。第五个缺陷是：许多心理学理论，尤 其是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没有解释高度理智的人是怎样 思考重大问题的。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主要经验证据的试验也很少专门针 对这个问题。关于认识形成和政变的理论所讨论的多是对一个人来说无 关紧要的认识，是他知之甚少的认识，是正确与谬误的后果对他无足轻 ①4 The Structure of Belief Sywems,°in Roger Schank and Kenneth Colby,cd达.，Computer Mod-. els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San Francisco:W.H.Freeman,1973),p.288
32 因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重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人们希望建立严谨简约的 理论，所以也就只能分析简单认识了。虽然这样的方式可能是理论建设 的最佳方式，所建构的理论也许终将能够解释复杂的思维，但是，在目 前的发展阶段，没有理由相信这类理论会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理智人面5 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式。正因为如此，埃布尔森承认，他参与建立的、 常常用于对外政策决策的理论“很少考虑人的思维的活跃性。即使平庸 之辈的思维也超出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从另一个方面来着，它又导 致了一些…结论，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这些结论都是荒谬的”。①同 样，被得·施佩利希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最常用的认知相符 理论(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 可能相当充分地解释幼儿、智障者和某些病残者的行为，也可 能相当充分地解释某些条件下正常成年人的行为，如受到恐吓时、 在被迫处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在某一段被剥夺了物质生存条件的 时间内或是在强烈情绪暂时控制了一个人的情况之下。但是，对于 非危机情境中复杂的成人行为来说，这些理论似乎无法提供可靠和 可信的解释。② 一种可行的纠正方法是这样认识问题：如果社会科学家要创立一种 他认为与政治决策相关的理论，他必须承认他创立的理论与他自己的决 策方式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里说的不是关于小事的决策，而是关于 重大问题的决策，比如他怎样央定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式。虽然问题的背 景情况不能忽视，但是，有理由相信政治家决策的方式与其他理智人面 对重大困难进行选择和不确定知识和信息决定取舍的方式是相似的。除 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in Robert Abelson,et al.eds.,Theories of Cognitive Consis. tecy(Chicago:Rand MeNally,l%8),p、I9.同样，Neal Miller说，"剌激-一反应理论可以很 好地预测总卷行为，但在预测理智行为方面却很难令人信服。”引自Peter Spertich,Conftict and Harmony in Human Affairs (Chicago:Rand McNally,1971),p.56. ②同上书，P.172。关于对外攻策决策环境降低了这些心理学理论的应用能力的相关论 ,Sidney Verba."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a- tem,"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inceton,N.J.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as,1961),pp.93-117
导言33 非有相反的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治决策者比社会科学家缺乏理 性、缺乏经验、缺乏了解环境的动机。尽管政治家面临的问题比科学家 6 棘手得多，可以使用的工具也更加有限，但不能说政治家观察和思维的 方式通常是科学家嗤之以鼻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认为决策者根据证据 进行推理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他自已处理重要专业数据的方式，那么，我 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心理学家所獎立的理论。① 如果说这些批评意味着我们不能把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原封不动地用 于政治决策的话，那么它们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这些理论置之不 理。置之不理的结果是忽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无法发现并 且几乎无法解释错误知党的规律。实际上，正是由于大多数国际关系学 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学研究，他们才设有意识到错误知觉的重要性，更不 用说如何纠正错误知觉的间题了。 我们可以先选某一种心理学理论，然后试着纠正前面讨论过的缺 陷，继而观察这个理论如何解释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这是一种可行的 做法，但我采用了一种更加广泛、更具兼容性的方式。（有些人可能认 为这样做弹性太大。)我借鉴了不同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和试验结果，借 鉴范畴包括态度改变研究、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视知觉研究等。 这样做的危险是会将不可通约的理论或无法类比的假定混淆起来，也可 能有曲解这些理论之嫌。但是这样做有着双重优势，即：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解释能够受到像态度改变和视知觉这样不同领域里的理论的支 持，如此一来，我们不但可以得到更加广阔的启迪，而且可以对我们提 出的理论更具信心。这足以抵消第一种风险。第二种风险，即对心理学 理论无法依其自身意义加以详尽讨论，则是值得一冒的风险。因为我的 ①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哈罗德-凯利指出的那样，“这里的 根本假定是，根据关于世界的现有数据，我们只有有限的几种使数据具有意义的方式。科学 程序只不过是这些方式的精致和明确的版本而已。普通人也是依靠这些方式推理的。”Casual Schemata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2),p. 21。亦参见Kelley,Attrib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Morristown.N.J.:General Learing Press,1971);Kelly,"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in David Levine,ed.,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1967 (Lincoln,Neb.Ur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7);Edward Jones and Keith Davis."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 iom,”n Leonard Berkowit位，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2（New York:Academic Press,1965)
34 田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闲觉 目的是理解政治。所以，尽管有些批评指斥我的思考偏寓了心理学理论 原本的意义，我仍然只按有助于解释政治决策的疑团的方向对这些理论 加以讨论和进行修正。 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理论原本不是用来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除 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就是收集实在的证据。这里存在两个主7 要难点。第一，没有简易的方法确定知觉的准确性。很准知道一个人的 知觉是什么，更难知道这样的知党是否正确。丘吉尔对希特勒的知觉是~ 否就是正确的、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知觉是否就是错误的一直到不久前 还很少有历史学家对这个结论提出异议，但现在就连这样一个似乎十分 清楚的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德国是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试 图统治欧洲大陆？协约国的外交是否如此娴熟，可以无需牺牲与德国的 平等地位就能维持和平？我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但是采取了三种方法来 缓解这一难点。第一，我使用的案例是具有大量证据的历史案例，并且 这些证据经过历史学家的充分研究，并就其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正 困为如此，我很少使用像苏联的知觉和意向这类现时的案例，因为就现 时案例来说，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心。第二，我力图注 意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这样读者至少可以知道存在不同观点。第 三，有些案例可以作为具有可能性但又属假设性的例子。这些策例至少 可以表明某些知觉是存在的，而且知觉很容易发生偏差。 当然，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问题，不过也会 产生新的问题。我们可以不设问“这种知觉是正确的吗？”而设问“这 种知党是怎样从已有的信息中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般 性理论解释知觉的准确与否。这与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在范畴较广的视知 觉理论框架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视错觉问题是同一个道理。这里，心理学 中关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学中关于行为操作码（opea~ tional codes)的研究成果是直接相关的。我在许多地方使用了这种方 法，当然我并没有试图创立一种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比较 不同行为体对于同样的客体、环境和其他行为体的知党。如果我们能够 发现适当的比较方式，就能够确定知觉中的规律性差异，这类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行为体对被接收信惠的不同处理方式、预先存在的对其他行为 体的不同印象和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或者不同的亲身经历等。我发现这种 方式于分有用，当需要解释决定个人知觉倾向的那些因素时尤其如此
导言35 第二个关于证据的主要问题是，即使我们可以断定在某个案例中确 有错误知觉现象存在，但如果这一案例不是典型案例，仍然无法做出一 般性结论，也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许多知觉错误是偶发现象。我们能够 发现可以想到的任何错误知觉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一种错误知觉 8是经常发生的，哪一种错误知觉比相反的知觉错误更容易发生，哪一种 错误知觉是与前件相关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连相关关系都无法建 立，更不用说确立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了。同样，对此也没有什么完 美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不得不采取一种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做法。我研 究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仅选其中那些频率很高的错误知觉现象 加以分析。我还寻找那些与我的理论不相吻合的错误知觉策例。对于我 提出的许多假设来说，几乎没有与这些理论假设相左的案例。但即便这 种证据收集的权宜方法不会导致错误结论，也会阻碍对复杂理论的验 证，不利于发现微妙的或交杂着许多错综复杂变量的知觉规律。所以， 缺乏贴切的案例样本并非意味着我的理论观点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味着 这些理论观点只能反映比较明显的变量关系。 这本书还有其他两个局限性。第一，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知觉现象， 所以其他决策因素只是在与知觉有关时才会加以讨论。我希望这一著作 会加强我们对决策的理解，但是不会讨论决策的所有方面。我集中讨论 知觉现象，也意味着我不会详细讨论团体或个人的信念体系的各个方 面。第二，我没有采用研究知觉现象的两种常用方法：文化差异和自我 心理学方法。相反，我发现研究同一文化中的、不太受到个人性格影响 的锴误知觉规律更有意义。这类规律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即便是两个行 为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仍然很容易相互产生错误知觉；另一方面也说 明，产生错误知觉的一些重要原因存在于一般性认知过程之中，·而不在 于个体的心理失调。 最后，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地发现这本著作具有高度的非政治性， 因为它所讨论的内容很少涉及行为体利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利 益的概念很难解释我所研究的这类知觉和错误知觉。知道一个人的利益 并不能告诉我们他怎样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也不能告诉我们他会怎样 选择最佳途径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家什么时侯会认为对方具有侵路 性？与长期确立的认识不相吻合的信总是怎样得以处理的？认识是怎样 改变的？认识又是怎样形成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涉及的是知党过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