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 够雪南北朝普 分复杂，长安虽是王都，却“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①。 西晋末年，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为逃避各族统治者的 杀戮，纷纷外迁。虽然流出人口大致有东北、西北和南方三个走 向，但是前两处远没有南方接纳人口多。从西普末年到刘宋中 叶，南方共接纳北方汉族人口约90多万，占司、豫、冀、青、 徐、并、兖、雍等北方八州900力人口的1/10。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无论是天灾人祸迭加所造成的混乱与动荡，还是士族地主势 力畸型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调整，都对社会变 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给予文化的震撼最为剧烈。 首先是文化载体的巨大损失。战争、动乱不但大量地破坏物 质财富，也使千百年凝聚起来的精神文明成果毁于一旦。魏晋 南北朝时期许多名都大邑反复遭到摧残，特别是一些处于文化 中心的都城地区被毁尤甚，如长安、洛阳和建康等城市。据《隋 书·经籍志》记载，东汉时都城洛阳国家藏书数目很大，“《石 室》、《蘭台》，弥以充积”，然而“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 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 地皆尽”。曹魏、西晋两朝惨淡经营，采掇遗亡，汇集新作，国 家藏书又达29945卷。晋末大难，“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 有子遗”。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国家藏书规模 空前，仅梁末元帝迁都，由建康带到江陵的图书就有七万余卷。 但“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宝贵的文明成果再遇浩劫。十六国 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图籍长期严重残缺。待魏孝文帝提倡文 治，“借书于（南）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以后又遇变乱， 元气大伤，周灭北齐时，两国藏书加在一起不过15000卷。作为 ①《隋书·地理志》
芳一童 3 文化创作和传播的更重要载体知识分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命运 也特别乖舛。许多士人被战火、饥馑、疾疫夺去生命，还有的成 为统治阶级内乱的牺牲品，或惨死在异族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侥 幸保存性命者，也饱尝流徙逃止和铁蹄践踏之苦。 同时，原有的主导文化逐渐失去权威。一种相对稳定的主导 文化，总要与同样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两汉时期神学化 的儒学所以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也是和它适应汉帝国大一统专制 集权制度的需要分不开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偕用阴阳家的理 论，对儒学进行神秘主义改造，创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和政治论。以后又在统治者的主持下不断完善，实行谶纬化，使 本来作为文化一脉的懦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了类似宗教 的约束力。但是随着分裂割据取代了大一统，汉代儒学一尊地位 的政治基础出现危机，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变异。于是，一部分士 人开始对于名教之治基石的“三纲”产生较深的疑惑。否定君 臣之义、父子之伦以及夫妻之间不拘礼法的言论和行为，颇行于 世。儒学在魏普南北朝时期地位的衰落，就在于它过分依赖两汉 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受权力支配的学术处处委身于政治规律， 自然也承受不起任何巨大的社会变动。汉代儒学在被统治者推向 极致后，遂渐出现两种弊端：··方面因过分的章句推衍而导致繁 琐穿凿；另一方面侧因灾异学说和图谶纬书的缠绕堕落成粗糙庸 俗的神学。繁琐穿凿使人不得要领，易生厌烦；神学粗糙必然破 绽百出，欺骗性很差。于是，从东汉后期起一批学者改弦更张， 或对儒学本身进行清理，或援入道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再造。著 名学者郑玄兼综诸家，遍注群经，对混乱的汉代经学做了一番总 结性的清理，为后世解经奠定了正例。正因为此，正统儒学能够 顶着强劲的玄风，在东晋南朝相继不绝：十六国北朝，儒学虽然 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受到社会上.下的重视，更是不争的事实。学 者振兴儒学另··举措是清除谶纬。从汉未起，有识之土不断地对 谶纬神学展开无情的批判。魏晋南北朝，谶纬不但从儒学中被大
14 移晋南北胡善 部分剥离出来，而且受到官方明令禁绝。汉末最早向玄学潜行的 人物是马融。这位经学大师，公开颂扬“生贵于天下”的老庄理 论。汉魏之际，“荆州学派”已公开阐扬玄理①。进入魏晋，玄 言大倡，流派纷呈，先是在京洛，后在南方取代儒学，成为学术 文化的主流。玄学家中，不同时代或同时代不同人物之间的学 术见解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都或轻或重地用老庄之学否定了 汉儒的天命观，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汉儒所倡导的名教之治，有意 无意地拾高了老子的地位，甚至将之与孔子比肩。玄学在理论思 维上的高度是汉代儒学无法企及的。汉儒在哲学上基本停留在具 体的现象世界，抽象思维水平很低，而玄学则精致得多、深刻得 多。玄学探讨的是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事物 形态之外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从而提出了本（本质）末〈现 象)两者关系的本体论哲学问题。玄学涉及到从世界观、方法 论、认识论到人性论以及政治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把我国古代 哲学理论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步。它的出现有如一股春风，吹 进了汉儒统治下的思想文化界，一扫沉闷为清新，士人莫不趋之 若鹜。 当时也是多种文化因素蓬勃生长的时期。汉魏之际，随着社 会的大混乱，思想界在摆脱汉儒桎楷后也出现大混乱局面。除上 述新兴的玄学和对“三纲”的叛逆之说外，其他学派也纷纷粉墨 登场。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打破汉家纯 任儒术的僵局，极力崇尚名法之学。整个魏晋南北朝，正统儒学 虽保有一定的地盘，但是很多旧学也不甘寂寞，法、道、名、杂、 墨、兵、纵横诸家都适应新形势，顽强地表现着自己®。至于异 端学说、奇谈怪论更是不断地破土而出。神仙鬼怪、道佛巫筮充 ①参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王葆弦：《正始玄学》（齐 鲁书社1987年版)。 8参见唐长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第一童 15 斥世界，甚至连唯物主义也挤了进来，占有一席之地。在乱哄 哄、争吵吵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世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多 样性文化丛生的场景。 另外，在土族群体内部，还滋生出一种家族至上的观念。由 于士族是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等级森严的 排它性极强的社会集团，他们所享受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 等方面的特权是世袭的，所以到士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东晋时 期，在这些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特权地位胶漆坚 固的依靠，并非来自封建国家，而是自己的宗族姻亲。正如清人 赵翼所云：“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瞧仕本属分所 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①宗族利益至上成为士人信奉的人生 哲学，对内他们互相接引提携，对外不允许任何竞争者存在。只 有个别人的行动与家族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才同室操戈。 “君统的变易，朝廷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已无关。在禅代废立之 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 转移”①。有的史家把东晋南朝士族这种重家轻国的心态概括为： “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 殊，顾眄如一”®。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重家轻国观念能在上层 社会这样普遍流行，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显然，它与士族地主势 力的畸型发展和儒学的式微是分不开的。 最后是胡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原生活在西北和北方 的少数民族，大部分从事草原游牧经济或牧畜业。建立在这种生 产方式之上的人口，其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同在 中原地区从事农耕经济的汉族人口，有着很大的不同。两种文 化，由于有着鲜明的异质性和不兼容性，在加之双方在交流过程 ①《陔余丛考》卷17. 王仲革：《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页。 ③《南齐书·褚渊传论》
16 裤南龙智修 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和不和谐的状态，甚至表现为对生存空间你 死我活的争夺，所以最初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后，冲突不可避 免。但随着长期的磨合，入居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 同时，也为汉人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 第二节 汉、胡统治者对文化的选择与调整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在北部中国曾 先后出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们与在南方的汉族王朝 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维持和巩固 政权，胡汉统治者都能及时地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 一、汉族统治者对主导文化的选择与整齐风俗 魏晋南北朝是多样性文化丛生的时代。面对这一形势，历代 汉族王朝从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在对主导文化进行很难选择的 同时，还适时地对异端文化加以剪除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的文 化政策呈现波动性很大的特点。 汉魏之际，群雄扰攘，为扩充实力、争夺天下，往往不择手 段。曹操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①作为用人标准，是 公开蔑视旧的道德规范。魏、蜀两国最初都采取了以法治国的方 针，法家特征十分鲜明。只不过诸葛亮主张刑礼并举，既强调法 治，也不偏废伦理纲常：而曹操则明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②， 将刑名法术思想放在首要地位，目的在于强国足兵，争雄天下。 但是当北方初定，曹操也转而注意到儒学的教化功能。建安八年 ①《曹操集·举贤勿拘品行令》。 ②《曹操集·以高柔为理曹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