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203年)，他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 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都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肾校官，选其 乡之俊造而教学之”®。以后他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都在崇尚 法术之余，给予儒学一定的地位。 曹魏政权的文化政策，始终以维护白身的利益为转移。曹操在 汉未曾是党人的同情者，但到掌握权力后，很快就对“阿党比周” 的文人结社活动反感起来。建安十年(205年)，他以“整齐风俗” 为名，下达破散朋党的法令。曹操、曹丕父子还用“浮华交会”罪 名，屡兴大狱，杀掉不少善思索、敢议论的知识分子。太和未年， 明帝曹叡再起“浮华”案。但是出于参与者过多，这些人的父辈又 是朝中的重臣，故曹叡未像父礼祖那样大行杀戮，只是以免官禁锢， 匆匆收场。至于道教，曹魏统治书在镇压之外，对其上层人物或诱 以利禄，或软禁在京城之内，力图限制它在民间的发展。 由曹魏末年开始掌权的司马氏，虽然因背信欺诈、凶残狠毒 而获讥于世，却打出“以孝治天下”的旗号。他】一面以“傲世 败俗”立罪，杀害反对自己的某些玄学名士：一而做些“经始明 堂，营建辟雍”的所谓振兴儒学的表而文章。到晋武帝的晚年和 惠帝在位期间，西晋高层政治权力逐步落入正始、竹林时期的玄 学青年之手。在首都京洛地区，玄学成为统治思想界的主流文 化。这一时期，玄学流派纷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衍的新贵 无派、裴颜的崇有派和郭象的自生独化派。这种得天独厚的条 件，无论在历史土还是逻辑土，都使玄学理论发展到一个高峰阶 段。西晋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成绩的。荀勖受诏整理国家藏书， 作《中经新簿》，开我国图书四部分类的先河，也是史籍独占 部的发端。集中专家，对于“汲冢古书”进行系统校缀考订，当 属中国古代罕见的一次官方主持的考古文献整理工作。 东晋时期，真正控制国家权力的门阀士族鉴于国破家的教 ①《三国志·魏书·式帝纪》
18 晋南比朝善 训，一改沉湎空谈、不务实务的旧习而为礼玄双修。由于家族的 文化背景不同，先后执朝柄的王、庾、桓、谢等氏，对于主导文 化的选择，表现出了差异。 王导是王衍的从弟。他为晋元帝规划的国策为：“谦以接士， 俭以足用，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玄学中“无为无治”的色 彩十分浓重。但是王导又上书建议修学，称“痒序设，五教明， 德礼通洽”，可以使“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⑧， 也给儒学留出了一定的位置。司马睿晚年，不甘心受制于王氏， 大树申韩之说，欲通过“以法御下”以伸张皇权，但不果而死。 庚亮执政期间，既反对申韩之术，又不满王导的“愦愦之政”。 他虽然“性好庄老”，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重振经学政治。继 起的框温比庾亮更为积极进取，具有类似经学士族的品格。庾、 桓先后以失败告终，到谢安崛起时，王导“清静为政”的玄学政 治精义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王弼易学也乘机上升为官学。 南朝时期，皇权政治逐渐回归。出身相对低微的皇帝虽然并 不否定玄学，但是已开始得导儒学，其中尤其重视的是《礼》学。 宋文帝元嘉年间，儒、玄并立于四学，名儒雷次宗以《三礼》授 徒，连皇太子都是他的学生。齐、梁时期，儒学一度在朝廷中的 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梁武帝曾“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 经教授，置五经博士”®。于是“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 师”④，使魏晋以来儒学门庭拎落的局面有所改观。不过，儒学 在南朝，由于长期受玄风侵蚀，加之又与佛、道二教处在并立的 形势下，其作用毕竟有限。《礼》学所以受重视，是因统治者注 意到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于儒学传统中有关精神追求的高层次内 容，南朝则很少有人予以发掘阐扬。 ①《资治通鉴》卷86， ②《晋书·王导传》。 ③《梁书·武帝纪为。 ④《梁书·儒林传》
第一 19 东晋南朝，佛、道两教受到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东晋时 期，葛洪用儒学的忠幸仁信等思想对民间道教进行改造，并提供 了-一系列长生的仙药和炼丹秘方，从而使之能够为上层社会所接 受。以后陆修静、陶弘，景又对道教进行典籍、科仪以及组织方面 的规范，于是它便上升为一种官方宗教。从皇室到士族，道教的 信徒甚众，有的还是崇道的世家，如琅邪王氏、吴兴沈氏、吴都 杜氏等等。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 朝士受道者众。”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 “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帝）世居吴兴，故亦奉 焉”⑧。但与佛教相比，道教的政治地位则低下多了。东晋南朝 帝王中信佛者远逾于信道者，而且还有的信道兼信佛。很多帝王 延请名僧参与朝政，并与臣下互相撰文阐扬佛法。梁武帝还一度 舍道就佛，公开讲：“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 余九十五种，名为外道”②。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偏爱，不但是因 为可从这里找到死后理想的归宿，而且还因为它是驾驭民众最有 效的精神武器。宋文帝时司空何尚之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他在 《答文帝赞扬佛故事》中讲，佛法要求信徒持五戒十善。如果“百 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干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 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 …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南朝后期，统治者经过选择， 大致形成以佛教为主，儒、道兼容的主导文化格局。 南朝时，统治者对异端文化的绞杀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以 齐、梁时期对坚持《神灭论》的范缜围攻最为典型。范缜反对佛 教的神不灭论，被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指斥为“伤名教”，并召集 僧人对他进行围攻。到了梁代，武帝萧衍给范缜加上“违经背 ①《隋书·经藉志》。 ②《广弘明集》卷4。 ③《广弘明集》卷11
20 移晋南批胡馨 亲”的罪名，又发动“王公朝贵”64人写驳论75篇，再次围攻 范缜。范缜舌战论敌，始终不肯屈服，结果被罢除尚书左丞的官 职，贬徙到了广州。 二、少数民族王朝自身的文化调整 少数民族统治者人主中原之初，对汉文化采取的是相当矛盾 的政策。一方面在先进华夏文明面前，表现出倾慕和卑弱的心 态，如受“帝王自古无出戎狄”观念的影响，或迟迟不敢称帝， 或谎称与汉族有亲缘关系，显得十分畏缩和尴尬。另-·方面则凭 借武力上的优势，宣泄长久以来受到歧视的仇恨，疯狂地毁灭城 邑、委弃典籍与杀戮士民，对汉文化进行摧残。但是随着政权的 建立，为巩固统治，提高本民族素质以及消弥广大汉人的对立情 绪，他们陆续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 从十六国时起，胡族统治者对占领区的汉族上层人物改行笼 络的方针。他们招徕留居在北方的士人，待之以礼，如羯人石勒 为这些“衣冠人物”特设了“君子营”，然后量才使用。以后前 秦、前燕等政权中都聚集着大量的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原最晚、 相对落后的拓跋鲜卑人，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将士人领袖崔宏委以 重任。这些汉族士人按照魏晋制度，对胡族政权进行改造和重 构。经过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纳，各胡族政权纷纷改易胡法、胡 汉分治为汉法。治国方针的变化，加速了它们汉化和封建化的进 程。有的统治者还主动对本民族实行全盘汉化政策，如北魏孝文 帝禁断鲜卑话、胡服编发左衽以及改汉姓、定士族等等。当然， 这种政策也并非在各朝各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如东魏、北齐曾出 现过一股反汉化的逆流，只不过为时甚短面已。 同东晋南朝不同，十六国比朝统治者对汉族主导文化的选择 是儒学而不是玄学。永嘉乱后，盛行于京洛地区的玄学随南渡名 士转移到南方，保留在河北、河西地区的主流文化是以郑玄为宗
幕一童 能乱总共盒复还凭的文化了 21 的儒学，而玄风几成绝响。因此在北力给胡人影响最大的先进文 化首推儒学。再者，玄学过于深奥玄虚，胡人不易领会，而儒学 中的安邦治国思想及纲常伦理大义，既好把握精神实质，义适合 建立政权需要，故受到他的推崇。同时，北方士人也希冀通过 儒学“以复变夷”，施展才干，以求发展，维护家族的政治、经 济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双重因素的作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学 在北方呈现出复兴的景象。在多数割据政权那里，以儒学为核心 的太学纷纷设立。一些硕儒还召门徒，受业者多至万人。随着 时间的推移，先后在辽西、邺城、长安、洛阳、河西等地，形成 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中心。北魏统一北方后，这些 文化以支流的形式先后礼聚到平城和洛附，为以后儒学的全面复 兴，创造了条件。 胡族统治者在崇尚儒学的同时，也杂用佛、道。与重实粗旷 的社会风气相致，那些以修福事功又简便易行为特征的禅宗、 律学和净土等佛教宗派在北方大为流行：由寇谦之改造后的新天 师道，也是因为尊君和重视外在的宗教形式，而被北魏太武帝一 度奉为国教，并亲受符篆。北方佛教势力因统治者的提倡，曾经 达到了与南方毫无二致的程度。但是当它的过度膨胀对政权构成 威胁时，北方统治者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措施。中国历史上发 生过的三次灭佛事件，其中两次是在北朝。这样的魄力是南方千 朝统治者所不具备的。 第三节 文化变迁对社会的浸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 的变化。其中，皇权政治的疲软、士庶对立以及寺院地主经济的 形成与发展，都与此关系甚大。至于农耕分界线的南移和民族共 同体的重新熔铸，则是胡汉两种文化冲突与融汇交流过程中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