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人类学方法在中国社区中的运用问题而展开讨论。但它的具 体论述为现代国家产生以来村落社会变迁的考察提供了-·定的 方法论背景，也充分反映了现代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 系。 第二篇“塘东村一一村落传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原 发表于《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一费孝通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 纪念文集》（犬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它结合了理论和田野 考察素材，对民何传统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展开讨论。文章的 出发点是费孝通先生在60年前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即在社会变 迁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的角色比“计划社会变迁”的角色远为 重要。本文把这-·论点展开，并力图将之与现代化理论形成映 照关系，以闽南一社区为案例，反思了韦伯以来中外社会科学的 “现代化主义”理论。它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到现代化过程中 民间传统延续和复兴的理由和社会背景，最终以实地考察的论 据证明单线历史观的缺陷。由于本文针对的是单线现代化理 论，因此可能过于强调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就是在 这种悖论中，笔者提出了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的口号。 第三篇“美法村与塘东村一历史、人情与民间福利模式”， 原刊于《台湾福建社会与文化论文集》第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 1996年版)。此文的主题是地方传统与民间互助制度的关系， 它以闽南地区的两个村落个案调查为例，阐明中国农村福利制 度的构成。主要的论点是：民间福利模式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构成现代福利国家理论和市场主义慈善机构理论所 无法取代的类型。它的社会基础在于地方传统的族亲、姻亲、朋 友关系，文化基础在于“人情”和感情交换的理念，并且具有强大 的时代适应性和转换能力。本文并未专门论及现代性，但却从 5
现代福利理论的反思的角度，切入民间模式的主题，力图从民问 模式内部发现现代性制度的替代性因素，强调民间文化对于社 会建构的作用。同时，本文也从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内 涵出发，对社会结构（宗族），理性农民(rational peasant)、道德经 济(noral economy)等理论进行批评。 第四篇“美法村：‘福’、自我权力与社会本体论”，曾以英文 形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学术研讨会宜读，它 的理论背景是一系列对现代社会中幸福、权力、意识形态的论 述，但主要素材也来自社区调查。我的写作意图是通过分析中 国民间具体生活世界中幸福的规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来 思考现代文化权力格局背景中个人的命运和人的观念。作为一 种文化批评，它也是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的反思。 第五篇“石碇村：民间权威、生活史与社会动力“，是笔者在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文化研究与社会理论专题讲座) 上所作的讲演稿，部分内容也发表于我所著的《山街的记忆)（上 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本文讲述两个闽台村落中四 位地方头人的生活史，并把这些生活史与民间权威象征联系起 来，展示变迁中的社会生活与地方象征秩序和精英的互动。笔 者特别关注的主题是象征、社会过程与个人的关系，并强调生活 史在这种关系的展示中的作用。不过，写作此文的意图仍与现 代性的反思有关。现代化论者韦伯认为，现代制度的建构是法 理型权威制度取代神异型和传统型权威的成果。换言之，现代 性的主要表现是“后传统”权威秩序的出现。本文所描写的生活 史证明，不同类型的权威可以在不同场合中被不同个人运用为 获取主体地位的资源，并变成特定社区历程和社会互动的表现， 构成入对中心性时代主题的界定，从而使权威秩序失去社会转
型的特质。这一对权威的反思，也是现代性反思的一个主要部 分，但它仍是初步的探讨，进一步的研究将会涉及民问正义观、 民意、习惯法的延存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反思作用。 附录收入了我的两篇有火理论方法的论文，第一篇“民间文 化研究与多元史观的建构”，原为1996年9月我在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宣读的讲演稿，是有关民 间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反思的意义的讨论，第二篇“小地方与大社 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论”，部分内容原刊于（社会学研 究》(1997年第1期)，我希望它可以为本书的方法论基础提供 ·个较为充分的阐述。 本书不构成·部前后连贯的学术专著。我的五篇论述分别 探讨新型国家制度与传统家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现代化过 程中民间传统的地位、现代福利制度比较视野中的地方性互助 制度、民间生活观念与现代幸福观的可比性，现代权威制度建设 历程中民间权威的延续等问题。尽管这些探讨的题和角度不 同，但这里的论述集中在民间文化，而且均涉及对现代性与权力 之间关系的思考，它们始终努力通过对民间文化的理解达到反 思现代性的目的。以往，民间文化研究一直是现代性话语的副 产品。学者们收集民间文化素材，有的是以“抢救正在消失的文 化”为口号的，有的是为了“到民间去”寻求现代性在过去的影 子，更多的是为了“改造传统”。如果本书将会有一定贡献的话， 那么主要的贞献在于它从较为主位(emic)的观点理解研究对 象，力图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民间去，体验入民的H常生活并对 曾经支配社会人文学科思考的模式作出反思。这就意味着，笔 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可以脱离原有的“采风情调”，而加入 到社会科学认识论和话语的讨论中去，提炼成为一般社会人文
科学界用的概念和理论。同时，这也意味着，一般社会科学工作 者可以从民间文化的研究中获得自我反省和更新的裨益。 一如不少读者所知，近年来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界出现了两 个重要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后结构主义批判中出现的认识论 反思，这种反思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同性解释范式以及 那种把被观察事象归结为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的方法论模 式。第二个挑战主要来自对黑格尔以来的历史观的怀疑，其所 针对的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同理性解释范式，但并非方法论 和认识论的反思，而是对社会人文学科的话语解构。前者指出， 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者经客位的途径建构起来的客观结构一功能 模型在认识人和社会时显出的不充分性。后者指出，当现代人 用自已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严 重的困境。 这两大挑战引导了大量学者参与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 论辩，而最为显著的论辩则面向人文研究的价值观问题。在论 辩中，学者们得出的认同是：不存在不受一定权力、社会空间和 实践逻辑制约的所谓“理论”。在这一论辩的促动下，出现了大 量对现代社会科学赖以生存的“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一些学者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追寻现代性作为一种权力和制度因素的成 长过程，指出这种话语和制度虽受19世纪以来所有人们的“信 仰”，但只不过是一定的政体和权力格局的产物而非“真理”。另 一些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谱系”出发，追湖了现代性赖以建构的 文化历史和语言学背景，同样也指出了这种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无论怎样看待现代性，学者们获得的共识是：现代性是一种 与“过去“形成反差的制度以及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的认 可。作为制度和常识，现代性与西方殖民主义以来的全球化有 8
关，但却与不同形式的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及其意识形态 构成“合谋”的关系，使之成为-·种文化粉权(hegemony),渗透 于意识形态和现代人的规念和日常生活之中，并在其中发挥支 配性的作用。现代性在社会人文学科所造成的后果，是促使学 者们用一种过去一现在、传统一现代、落后一进步、非理性一理 性的二元对立单线史观描写人的经验，以人类心性论和西方模 式“解读”不同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现代性的后果因而不只是 社会转型，而且还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深刻影响的认识贫困 和社会描写单向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反 思，也就是对社会转型及现代认识论的反思。 这··系列的思考构成了本书理论的隐潜性背景，然而，它们 并非是我的论著的一切。我认为，近年现代性及其话语的批评 性论述已经发展到如此抽象的程度，以至于许多学者误以为“摇 椅上的玄思”可以代替社会科学研究，从而使其理论思考脱离了 一般民众的社会实践。在我看来，这无非意味着，假使我们想充 分论述现代性时代文化的历程，那么理论就是不充分的。尤其 是对于社会人类学工作者而言，研究与著述首先应是经验的，然 后才应是理论的。社会人类学的职业，很大程度上.定位在理论 的经验论证上。这样的定位，常使社会人类学者遭受理论界的 攻击，被指责为：社会人类学的“小地方研究”不能够反映“犬社 会”的全貌（附录2）。本书的田野素材米白村落社区，依据的方 法论是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当然难以代表整个中国的文 化面貌。我充其量只敢说这些论文是若干汉人社区的个案剖 析，是对汉学人类学界向来十分关注的中国“边陲地区”的重新 表述。而我的追求也并非是要“代表中国”，而是要在个案的险 证中揭示文化理解的问题。社会人类学者相信，一个自称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