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东村恭氏家 族祖先之一的道 学名著（易蔡）。 堂易 塘东女的华侨家 华，发对上的题词为 “理学传芳”，深到反 法了边痒文化地带对 文化传统的强遇
自序 1989年以来，我在闽南城乡及台湾乡村地区展开广泛的社 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力图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获得文化的体验。 这一系列田野工作，开始于家乡一一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我在这 里利用1年时间收集到有关历史与仪式的丰富素材，并在英伦 依据这些素材写出一部博士论文，探讨了不同历史观念、权力观 念、时空制度、仪式文化在同一时空坐落中的并存与互动。作为 一部结合历史与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強调了历史、 权力、社会力量、文化多样性在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 性，同时也批评了一些社会理论家的文化转型理论。考虑到中 国大部分人民依然生活在乡村社区之中，因而做完博士论文研 究之后，我十分希望把自己的一管之见拿到乡村地区检验，看它 是不是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实践。 值得庆幸的是，答辩通过之后，我便被伦敦城市大学相继聘 任为博士后研究人员(1992年一1994年)和研究员(1994年 1995年)，接受了“中国民间互助与地方传统的转型”(ESRC资 助)及“闽台象征资源与民间权威"(CCK Foundation资助)的研 究任务，专门从事闽台乡村社区的传统地方制度田野考察，这为 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我于1992年至1995年间在福建的美 法村先后住了10个月，在同一区域的塘东村及台湾海峡对岸的
石碇村分别住了4个月，实现了乡村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愿望。 三年来，我一直希望把调查中的乡村杜会素材整埋出米，以补充 博士论文中乡村社区研究的空缺。于是，我在工作允许的前提 下先后写出了相关的一些论文，本书收入的，就是其中的五篇， 它们所依据的素材均来自于本人在闽台三村从半的田野工作。 闽台同属于闽南语文化区，有很深的区域性历史关系，但其 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差异。首先，从村落社会特点的角度来看，塘 东村属于闽南滨海的华侨家族村落，以广泛的海外关系和地方 化家族组织为特点，美法村则属于较为典型的闽南山区家族村 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而台湾的石碇村则以非家族的地缘 组织和宗教社团为特点。其次，从与国家权力的相关性角度来 看，由于两岸政体与地方关系形态的差异，闽台两岸的三个村落 在权力组织方面各有特点，地方权力的强度也有很大差异。提 起“三村”这个词，读者肯定会联想到中国人类学前辈费孝通教 授的著作。.如学界所知，著名入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及张之毅 先生曾经写过《云南三村》（天津入民出版社1990年版），用经济 发展模式来区分村落组织形态的类型。读者不免会把本书论述 的闽台三村与他们的云南三村相联系。我的闽台一村在研究方 法上确实深受费先生的中国汉人村落论著的影响，但是，我的论 述并不属于类型比较的探讨。尽管我承认闽台三村存在组织形 态的差异，也承认将来有必要对这种差异加以细致分析，总结出 一定的类型，但我在写作本书的所有论文时却没有把比较列入 我所关注的视野之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无论地方社区 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无论不同政体之间存在何种可能的变异，近 代以米在不问地点中生活的人们共同体验着权力新格局的冲 击，使“当世”的现实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成为 2
普遍现象，从而使社会人类学的社区调查不得不优先考虑这种 渗透至深的互动关系。 在社会人类学中，对于历史与田野工作者亲眼睹的“4代 状况”(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s)之间关系的探讨，可以说从 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丁功能主义学说的长期制约， 因而学者们的探讨人多局限在相对“隔离"的部落社会和乡民社 区的整体写照，没能在现代性(modernily)和与之相联系的新权 力格局的情境中描述文化的历程。对照起来，在社会人类学界 之外，多数的后现代认识论与话语反思都能直接切入现代性本 身的制度和文化，对之加以直接的解构和批判。照我的体会，这 样做的优，点是使我们对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后果有较为直规的 了解，可以克服研究视野的局限性。然而，在多年的理论学习和 研究过程中，我也深感现代性话语的生成与“非现代性的发现”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 (Penguin,1978)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通过 对“东方”的想象来界定的。同样地，现代性的界定所依赖的是 它的对立面一一传统性和非主流性。从而，研究传统人类学关 注的“封闭的历史”也有它的意义。如何把两种研究路径结合在 一起，一直是我想解答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收入的论文各有各的论题，但它们共同形成一幅变迁 社会中传统村落文化的图景，并与现代性的反思息息相关。我 在本书描写的闽台三村的文化形式，一般被统称为“民间文化”， 它是传统性、非主流性、非现代性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的这些 “角落”的深入了解与论述，向来是社会人类学者引以为骄傲的 工作。熟悉人类学的人一定知道，传统人类学宣明的学科使命 一方面是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拯救”。我在自己的 3
研习过程中，深受这种文化使命感的影响。但我认为，传统人类 学并没有正视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也没有正视不同人文类型 的并置观点(juxtaposition)。这一思考促使我在今年的研究中 力图通过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考察来体现文化并置的观点。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对当今民间文化生存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理解民间文化的内涵、历史、制度、实践及其在现代性处于支配 地位的时代中的境遇和前景。这样做的过程，亦是我反思社会 科学的理论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过程，我坚信：通过描述现代 性的“对立面”及二者之间互动的具体过程，我们所能获得的理 解将会是十分新颖的。 关于本书的资料和理论处理情况，书中分别都有较为详细 的论证。而统一起来看，本书的内容则大略如下： 第一篇“美法村一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与国家”，大部 分内容已发表于近著《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版)，它通过在福建安溪县美法村获得的有关家族与国家关系的 社会史与杜会人类学资料，重新思考了汉人家族研究和社会人 类学研究的观点。本篇论文侧重考察三种体系：(1)以所考察社 区为中心的地方性制度体系，包括亲属制度、仪式制度、经济制 度、区域性通婚与象征制度等；(2)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史的体 系及其对该社区地方性制度的影响；(3)地方性规念认同的体系 及其变异。我想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在社以性田野和历史考察 中包容如上所述三种体系，杜会人类学者同样可以对“大杜会”、 “大传统”、“国家”等表现复杂社会独特性、“文明性”和现代性的 诸概念作出反映。为了论证我的论点，我将批评地引l用(Giddens 和Gellner有关国家，社会、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并在此一框架 中叙述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性制度史。这篇论文主要围绕着社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