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 患。"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 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 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 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 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 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 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 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 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 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 具,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 国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 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10+X”合作框 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 意图通过主导T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 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 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 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 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 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 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 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 [1 Joshua P. R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ol.45,No.3.2005,pp.414-436 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 4期,第5-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臼3]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 4-32页。 4]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因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因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 年第5期,第5-21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37
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 患。[1] 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 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 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2] 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 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 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 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 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 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 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 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 具，[3] 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 国力推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 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10+X”合作框 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 意图通过主导TP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 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 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4] 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 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 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 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 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 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 [1] 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3, 2005, pp.414-436. [2]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 4期，第5~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3]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 4~32页。 [4]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 年第5期，第5~21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37
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四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 Gao c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m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38 Inte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1] 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 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 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 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 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 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 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 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 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处 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2] 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 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 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 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 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 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 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 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 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 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1]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 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Gao Cheng,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 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高 程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