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选读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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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 学家的事实 历史是什么?为了免得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 提得多余,我打算在本文中引用两段与第一版和第二版《剑桥 近代史>分别有关的文章。阿克顿在1896年10月就他负责 编写的这部著作向剑桥大学出版部的委员们提出了一个报 告,其中这样写道: 这是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把十九世纪将要 遗留给后代的知识详加纪载的绝好机会。……根据恰当的 分工,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是能使国际研究 中的最新文献和最成熟的结论深入人心的。 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 抛弃因袭的历史。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向 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 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到达的境地。 几乎整整六十年以后,乔治·克拉克教授在他为第二 版《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论中,对阿克顿及其合作编著者相 ①《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t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7),第10-12页。 ②原文为 George Clark
信有一天终将产生“终极的历史”这提法作了评论,接着 指出 后世的历史学家并不向往这么一种前景。他们希望自 己的工作一再被后人超过。他们认为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 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由他们“加工处理 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 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秦……这样的探索仿佛是无 止境的,可是有些缺乏耐心的学者却在怀疑主义之中找安 慰,至少是在这样一种学说之下找安慰,这就是:既然所有 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 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①。 学者们彼此大相径庭的地方,正是这一领域有待于探究的所 在。我希望我本人还能够赶得上时代,因而认为十九世纪九 十年代所写的东西无非是些无稽之谈。不过,我也还不会先 进到这样一种地步,乃至醉心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所写的任何东西必然都是很有道理的。的确,你们可 能已经想到,这种探索容易超出范围,涉及甚至比历史的性质 这种问题还要广泛得多的题目。阿克顿跟乔治·克拉克爵士 的冲突,反映了在他们两个提出两种看法的这一段时期之间 我们整个的社会观的改变。阿克顿说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念,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能明辨是非的自信心。乔治·克拉 克爵士则跟垮掉的一代的惶惑不安以及心意缭乱的怀疑主义 起了共鸣。当我们试图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们的 ①《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第24-25页
回答便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我们自己在这时代的地位,而 且也构成了对另一范围较广泛的问题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个 问题便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 这个社会。我并不担心我的课题在精心的考察之下,显得有 些琐细平凡。我所担心的只是,我提出了这么个既广泛又重 要的问题,显得有些不揣冒昧。 十九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①这部 小说里的葛雷格来德先生说:“我所需要的是事实……生活之 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 同意他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朗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 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 (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 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 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些有魔力的 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咒文也像大多数咒文 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自己释去一肩重负,不再进行独立 思考。实证主义者,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因而对于崇拜事实 这一点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 后从这些事实之中得出结论。在英国,这种历史观恰恰适合 于从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作为英国哲学主流的经验主义的 传统。经验主义关于知识的理论是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 的完全分离。事实,就像感官印象一样,从外界向观察者袭 ①《艰难时世》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54年发表的长 篇小说。葛雷格来德是书中主人翁之一。—译者
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的。接受的过程是被动的:接 受了资料之后随即就这些资料采取行动。缩编牛津字典是 部有用的辞书,可也是一部有倾向性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辞书 它给事实一辞下的定义就是:“区别于结论的一种经验的资 料”,这样一来便把两个过程截然分开了。这可以说是对历史 的一种普通常识的看法。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 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 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 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阿克顿的口味比较纯朴, 便把它们做得清淡一些。在他给第一版《剑桥近代史》编纂人 的指示信中,他宣布了这样的要求:“我们的滑铁卢必须使法 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 者名单,便没有人能看得出牛津的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了笔, 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 去的。就拿乔治·克拉克爵士:来说,尽管他批评了阿克顿 的态度,他自己也是把历史中“事实的硬核”跟“裹在外面的、 果肉似的、有待争论的解释”2相对比的一—这里他也许竟忘 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 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一这就是 经验主义的、凭藉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这不禁使人 想起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 ①阿克顿:《近代史讲演集》(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Co.;1906),第318页。 引自《听众》( The Listener,June19,1952),第992页。 ③原文为C.P.Scot。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