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传播计正CR 71卷第1期2018年4月 vol.71No.1Apr.2018.028-041 DOL: 10. 14086/J cnki. xwycbp1. 2018.01.004 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刘涛 摘要:视觉论证理论的兴起,确认了图像具有和文字同等重要的修辞功能。在语言和图 像枃成的图文关系中,视觉修辞分析的关键是揭示语图之间的论证结构及其修辞实践。语言 和图形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心理认知机制,双重编码理论(DCT)有助于相对清晰地把握认识过 程的信息加工机制。可以从哲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维度来把握视觉修辞的“语图论”。哲 逻辑上,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体现为语言和图像的哲学关系思辨:从柏拉图到利奥塔,图像与 感觉主义立场逐渐从语言所设定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语图关系上,语言和图像的论证结构 主要体现为两种基本的互文叙事,分别是统摄叙事与对话叙事。统摄叙事指向语言主导下的 释义结构,这是古典主义叙事的基本风格;对话叙事则体现为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对话主义关 系,其文化后果往往是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 关键词:语图关系;视觉修辞;互文性;对话主义;双重编码理论;统摄叙事;对话叙事 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1-0028-14 项目基金: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90) 问题提出:作为视觉修辞问题的语图叙事 按照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观点,人类思想形成的根本要素是使用符号的能力。语言和图像在人类文 明史上的位置是不同的,而且对应于不同的认知过程与行为,当两种元素按照特定的组合逻辑形成 个文本,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关系——语图叙事。我们一般所说的视觉文本,实际上是一个广义 概念:不仅包括纯粹的图像形式,还包括图文混合而成的多模态文本。因此,把握语图叙事的原理与方 法,可以将其置于视觉议题研究的总体学术框架中。在语图叙事体系中,语言和图像以何种方式“结合”, 既是一个接受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命题论证问题。如何认识语图叙事中的语图关系,又如何把握语图关 系中的意义机制,本质上涉及一个视觉修辞问题,而语图文本的认知心理和命题论证则提供了两种基本 的视觉修辞认识路径。一方面,从认知心理看,不同的语图关系往往对应于不同的信息编码方式,同时在 信息加工方式上又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效果,因而体现的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视觉心理( visual psychology)问 题;另一方面,从命题论证看,不同的语图关系实际上对应于不同的释义结构,相应地在意义生成层面揭 示了不同的视觉论证( visual argumentation)方式,而论证又是修辞传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可见,之所以 强调从视觉修辞的维度来认识语图关系,主要考虑到语图叙事中的认知心理和命题论证,本质上都涉及 修辞问题。 (一)视觉心理与语图叙事 从认知心理来看,语言和图像实际上对应于不同的接受心理,而且不同的图文组合方式又对应于不 同的信息加工杋制。我们是如何加工图文信息,直接涉及视觉文本的修辞策略与修辞效果问题。在信息 的呈现方式上,语言表征只能沿着固定的线性逻辑展开,而图像表征是在空间维度上延伸的,其基本的信 息原理是图解( diagram)。國因此,语言遵循的是时间逻辑,而图像则遵循的是空间逻辑。相对于语言文字 来说,视觉思维是一种相对低级的信息加工方式。心理学实验发现,前言语阶段的主要思维形式是视觉
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刘 涛 摘要：视觉论证理论的兴起，确认了图像具有和文字同等重要的修辞功能。在语言和图 像构成的图文关系中，视觉修辞分析的关键是揭示语图之间的论证结构及其修辞实践。语言 和图形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心理认知机制，双重编码理论（DCT）有助于相对清晰地把握认识过 程的信息加工机制。可以从哲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维度来把握视觉修辞的“语图论”。哲学 逻辑上，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体现为语言和图像的哲学关系思辨：从柏拉图到利奥塔，图像与 感觉主义立场逐渐从语言所设定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语图关系上，语言和图像的论证结构 主要体现为两种基本的互文叙事，分别是统摄叙事与对话叙事。统摄叙事指向语言主导下的 释义结构，这是古典主义叙事的基本风格；对话叙事则体现为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对话主义关 系，其文化后果往往是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 关键词：语图关系；视觉修辞；互文性；对话主义；双重编码理论；统摄叙事；对话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1-0028-14 项目基金：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90） 一、问题提出：作为视觉修辞问题的语图叙事 按照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观点，人类思想形成的根本要素是使用符号的能力。语言和图像在人类文 明史上的位置是不同的，[1] 而且对应于不同的认知过程与行为，[2] 当两种元素按照特定的组合逻辑形成一 个文本，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关系——语图叙事。我们一般所说的视觉文本，实际上是一个广义 概念：不仅包括纯粹的图像形式，还包括图文混合而成的多模态文本。因此，把握语图叙事的原理与方 法，可以将其置于视觉议题研究的总体学术框架中。在语图叙事体系中，语言和图像以何种方式“结合”， 既是一个接受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命题论证问题。如何认识语图叙事中的语图关系，又如何把握语图关 系中的意义机制，本质上涉及一个视觉修辞问题，而语图文本的认知心理和命题论证则提供了两种基本 的视觉修辞认识路径。一方面，从认知心理看，不同的语图关系往往对应于不同的信息编码方式，同时在 信息加工方式上又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效果，因而体现的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视觉心理（visual psychology）问 题；另一方面，从命题论证看，不同的语图关系实际上对应于不同的释义结构，相应地在意义生成层面揭 示了不同的视觉论证（visual argumentation）方式，而论证又是修辞传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可见，之所以 强调从视觉修辞的维度来认识语图关系，主要考虑到语图叙事中的认知心理和命题论证，本质上都涉及 修辞问题。 （一）视觉心理与语图叙事 从认知心理来看，语言和图像实际上对应于不同的接受心理，而且不同的图文组合方式又对应于不 同的信息加工机制。我们是如何加工图文信息，直接涉及视觉文本的修辞策略与修辞效果问题。在信息 的呈现方式上，语言表征只能沿着固定的线性逻辑展开，而图像表征是在空间维度上延伸的，其基本的信 息原理是图解（diagram）。[3] 因此，语言遵循的是时间逻辑，而图像则遵循的是空间逻辑。相对于语言文字 来说，视觉思维是一种相对低级的信息加工方式。心理学实验发现，前言语阶段的主要思维形式是视觉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18.01.004 第71卷 第1期 2018年4月 Vol. 71 No. 1 Apr. 2018.028-041
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思维,婴儿和大猩猩仅仅局限于图像信息的加工。叫 如何理解视觉认知的发生过程,“大脑图像”( mental image)成为人们接近大脑工作原理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视觉“材料”。美国语言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高克( Christopher Gauker)尝试从人类思想起源维度来思 考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思想史脉络中是一种互动关系。高克认为,大脑加工图像信息的过程 是视觉认知( Imagistic cognition),其工作原理主要包括对象跟踪( object tracking)、因果关系的视觉表征 ( imagistic representation of causation)和感知相似度空间 (perceptual similarity spaces)。"随着现代认知神 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大脑图像,通过对这种特殊的图像形式的演化轨迹认识,可以 动态地接近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理查德·格雷戈里( Richard Gregory)特别提醒我们,大脑图像并不能直 接揭示大脑的工作原理,其解释过程依赖于更为复杂的脑科学知识。四科林·布莱克莫尔( Colin blake- more)进一步指出,大脑图像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有关认知活动的“地图”(maps),而这种“地图”实际上又 是一种被再次编码过的“地图”,即一种“关于地图的地图”,因此我们只有对大脑图像进行科学地层层破 译,才能真正把握大脑的工作机制。四 詹姆斯·迪拉德( James P.Dllr)和犹金尼亚·派克( Eugenia peck)将人脑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分为两 种编译方式:系统性认知机制( systematic processing)和启发性认知机制( heuristic processing)。系统性认 知机制强调“对信息的争议性做出整体性的追问、分析与回应”;而启发性认知机制侧重于“借助某些便捷 的决策法则来构建自身的行为态度”。叫一般来说,语言文字对应的是系统性认知机制,而图像信息则对 应于启发性认知机制。由于图像信息的处理过程相对比较快捷,而大脑的认识活动遵循的是惰性原则 即通过某种快捷和简单的途径来做出选择,因此语图系统中大脑首先加工的是图像信息,这也是为什么 图像文本往往会第一时间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并产生一种强大的瞬间认同力量。國图像虽然在认知动员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人们却很难因为图像而形成一种稳定的认知。四而要在修辞实践中获得更好的 修辞效果,一般需要将符号实践与现实行动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在修辞对象那里引发更大的认同。霍勒 斯·巴洛( Horace barlow)在《图像与认知》的序言中指出,人们往往沿着两个维度关注图像问题:有些人主 要关注图像所反映的外部世界,而另一些人则关注图像观看之后的认知反应。 对于多模态的语图文本,大脑是如何同时进行信息编码和加工的?美国心理学家阿伦帕维奥(A n paivio)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 dual coding theory,DCT)有效地回应了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 包括两个彼此平行但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分别是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前者存储和处理语义代码信息 如语言文字,后者存储和处理表象代码信息,如图像、空间、事件、实物等非语言性信息。按照帕维奥的双 重编码理论,认知过程一般存在三种基本的信息加工机制:一是表征式加工( representational processin), 意味着启用语义系统或表象系统,开展语言信息或非语言信息的编码处理;二是联想式加工( associative processing),主要指在语义系统或表象系统内部进行联想,实现同一系统内部语言单元或表象单元的连接 与扩散;三是参照式加工( referential processing),强调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其中最常见 的参照式加工机制是通过表象系统来激活语义系统,实现从非语言性编码到语言性编码的转换。門帕维 奧进一步指出,三种加工方式既可以独立运行,同时又存在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艾伦·格罗斯(AanG Gross)基于双重编码理论,发现当前的媒介文本编码体系中,认知系统中的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之间存在 显著的互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图互动理论( theory of verba- visual interaction)。显然,不同的 语图结构对应的是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语言和图像之间不同的互动形式,而这都直接影 响了文本接受的视觉心理及其产生的视觉效果,因此本质上对应的是一个视觉修辞问题。 (二)视觉论证与语图叙事 考察语图关系的逻辑起点,实际上回到了玛格丽特·艾弗森( Margaret Iversen)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 图像究竟是一种独立的话语形式,还是仅仅作为话语的附属物存在?”换言之,图像是否能够脱离语言 文字而独立承担起表达话语和承载思想的功能?这一问题涉及传统修辞学极为关注的论证( argumenta ion)命题。古典修辞学一个重要修辞论题就是如何赋予论题一定的逻辑,而围绕这一问题发展而来的修
思维，婴儿和大猩猩仅仅局限于图像信息的加工。[1] 如何理解视觉认知的发生过程，“大脑图像”（mental image）成为人们接近大脑工作原理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视觉“材料”。美国语言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高克（Christopher Gauker）尝试从人类思想起源维度来思 考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思想史脉络中是一种互动关系。高克认为，大脑加工图像信息的过程 是视觉认知（imagistic cognition），其工作原理主要包括对象跟踪（object tracking）、因果关系的视觉表征 （imagistic representation of causation）和感知相似度空间（perceptual similarity spaces）。[1] 随着现代认知神 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大脑图像，通过对这种特殊的图像形式的演化轨迹认识，可以 动态地接近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特别提醒我们，大脑图像并不能直 接揭示大脑的工作原理，其解释过程依赖于更为复杂的脑科学知识。[4] 科林·布莱克莫尔（Colin Blake⁃ more）进一步指出，大脑图像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有关认知活动的“地图”（maps），而这种“地图”实际上又 是一种被再次编码过的“地图”，即一种“关于地图的地图”，因此我们只有对大脑图像进行科学地层层破 译，才能真正把握大脑的工作机制。[5] 詹姆斯·迪拉德（James P. Dillard）和犹金尼亚·派克（Eugenia Peck）将人脑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分为两 种编译方式：系统性认知机制（systematic processing）和启发性认知机制（heuristic processing）。系统性认 知机制强调“对信息的争议性做出整体性的追问、分析与回应”；而启发性认知机制侧重于“借助某些便捷 的决策法则来构建自身的行为态度”。[2] 一般来说，语言文字对应的是系统性认知机制，而图像信息则对 应于启发性认知机制。由于图像信息的处理过程相对比较快捷，而大脑的认识活动遵循的是惰性原则， 即通过某种快捷和简单的途径来做出选择，因此语图系统中大脑首先加工的是图像信息，这也是为什么 图像文本往往会第一时间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并产生一种强大的瞬间认同力量。[6] 图像虽然在认知动员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人们却很难因为图像而形成一种稳定的认知。[7] 而要在修辞实践中获得更好的 修辞效果，一般需要将符号实践与现实行动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在修辞对象那里引发更大的认同。霍勒 斯·巴洛（Horace Barlow）在《图像与认知》的序言中指出，人们往往沿着两个维度关注图像问题：有些人主 要关注图像所反映的外部世界，而另一些人则关注图像观看之后的认知反应。[8] 对于多模态的语图文本，大脑是如何同时进行信息编码和加工的？美国心理学家阿伦·帕维奥（Al⁃ lan Paivio）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 DCT）有效地回应了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 包括两个彼此平行但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分别是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前者存储和处理语义代码信息， 如语言文字，后者存储和处理表象代码信息，如图像、空间、事件、实物等非语言性信息。按照帕维奥的双 重编码理论，认知过程一般存在三种基本的信息加工机制：一是表征式加工（representational processing）， 意味着启用语义系统或表象系统，开展语言信息或非语言信息的编码处理；二是联想式加工（associative processing），主要指在语义系统或表象系统内部进行联想，实现同一系统内部语言单元或表象单元的连接 与扩散；三是参照式加工（referential processing），强调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其中最常见 的参照式加工机制是通过表象系统来激活语义系统，实现从非语言性编码到语言性编码的转换。[9] 帕维 奥进一步指出，三种加工方式既可以独立运行，同时又存在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艾伦·格罗斯（Alan G. Gross）基于双重编码理论，发现当前的媒介文本编码体系中，认知系统中的语义系统和表象系统之间存在 显著的互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图互动理论（theory of verbal-visual interaction）。[10] 显然，不同的 语图结构对应的是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语言和图像之间不同的互动形式，而这都直接影 响了文本接受的视觉心理及其产生的视觉效果，因此本质上对应的是一个视觉修辞问题。 （二）视觉论证与语图叙事 考察语图关系的逻辑起点，实际上回到了玛格丽特·艾弗森（Margaret Iversen）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 “图像究竟是一种独立的话语形式，还是仅仅作为话语的附属物存在？”[11] 换言之，图像是否能够脱离语言 文字而独立承担起表达话语和承载思想的功能？这一问题涉及传统修辞学极为关注的论证（argumenta⁃ tion）命题。古典修辞学一个重要修辞论题就是如何赋予论题一定的逻辑，而围绕这一问题发展而来的修 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29·
前闻占情插评訖2018年第1期 辞理论则是论证理论( argumentation theory)。古希腊修辞学所关注的“争议宣认"( issues claim)、“修辞发 明”( rhetorical invention)、“谋篇布局”( disposition)等修辞实践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论证问题。例如,围绕 古希腊时期典礼演说、政洽演说和诉讼演说三种代表性的修辞活动,亚里士多德分别给出了修辞劝服的 论证方式——“夸大法最适用于典礼演说。例证法最适用于政治演说。修辞式推论最适用于诉讼演 说”。而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图像是否具有将“命题可视化”¨的能力?视觉修辞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由此 预示了视觉论证( visual argumentation)理论的兴起。大卫·伯塞尔( David s. Birdsel)和利奥·格罗尔克 (leoG; roarke)在语言论证理论基础上系统地拓展了视觉论证理论,特别强调图像在“命题可视化”实践中 不可替代的论证能力。伯塞尔和格罗尔克通过对禁烟海报、苏联宣传画等丰富的视觉实践分析,发现图 像具有引导受众进行理性思考的可能性,从而将视觉论证推向一个与语言论证同等重要的修辞位置。 不难发现,图像符号的策略性使用以及图像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依然能够回应修辞传统中的劝服问题, 实现视觉修辞意义上的劝服性话语生产。长期以来,人们将图像视为一种感性材料,然而鲁道夫·阿恩海 姆( Rudolf arnhem)在《视觉思维》中则系统阐释了“视知觉具有思维力”的论点,认为视觉活动具有理性 本质,而视觉思维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在大脑里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式”,并在图式维度 上形成知觉概念。基思·肯尼( Keith Kenney)将图像置于同语言文字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图像的论证 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选择行为进行推理,二是通过替换或转换策略进行观点反驳,三是改变 人们的观点或行为。"n 显然,视觉论证理论的兴起,确认了图像具有和文字同等重要的修辞功能。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 更大的修辞问题:在语言和图像构成的图文结构中,如何把握语图之间的论证结构与修辞实践。其实,当 下的视觉文本并不是纯粹的图像形式,而更多地体现为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当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原本独 立的叙事元素组合在一起,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视觉文本形式,我们如何从修辞学意义上把握文本的意义 机制,尤其是图文之间的叙事关系及其论证结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语言”主要是指书 写语言,而且主体上关注的是一种图像和文字同时“在场”的视觉文本形式 因此,本文主要从晢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维度切入,以期相对系统地把握视觉修辞的“语图论”。 之所以选择哲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分析维度,主要的学理依据如下:一方面,语言和图像的“相遇”不仅 仅体现在文本构成层面,而是存在一个深刻的哲学渊源,因此系统地梳理哲学史上的“语图之辩”,是语图 研究首先需要回应的意义哲学命题;另一方面,语言和图像存在不同的结合方式,本质上对应的是不同的 互文关系。一般而言,图文系统中语言能指和图像能指之间存在两种论证结构:第一是“能指争夺”,即语 言和图像在释义体系中谁占据主导地位或统摄地位,相应地对应于统摄叙事;第二是“能指对位”,即语言 和图像沿着两个不同的叙事维度展开,并呈现出对话主义特征,对应的互文叙事形态为对话叙事。基于 此,本文将分别立足于语图结构中的统摄叙事和对话叙事,深入挖掘不同语图叙事方式深层的修辞机制 及其产生的文化后果。 二、哲学史上的“语图之辩”:从柏拉图到利奥塔 只有回到哲学史和艺术史脉络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把握图像与语言的关系。尽管说早在文字诞 生之前人类已经创造了无穷尽的图像符号,但由于口头语言即生即灭的特点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考察当 时的视觉图像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关系。语图关系真正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始于文字的出现。由于文字同 时解决了信息的再现与存储问题,考察语图关系的“文本”形式随之诞生了。相对于图像的空间属性,即 在延伸的空间维度上呈现信息,语言文字则是一种线性结构,其对应的思维形式则是线性思维。按照大 卫·弗莱明( David fleming)的观点,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线性结构是一种标准的“逻辑的形式”,它解决了 逻辑生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推论和结论,而这恰恰是以图像为代表的非线性结构难以实现的。悶显然 书写语言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认识活动的“逻辑问题”,而思想的产生恰恰依赖于既定的“逻辑的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思想的起点是书写语言的诞生。当书写语言具备了表达、存储和传播思想的功能时
2018年第1期 辞理论则是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古希腊修辞学所关注的“争议宣认”（issues claim）、“修辞发 明”（rhetorical invention）、“谋篇布局”（disposition）等修辞实践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论证问题。[12] 例如，围绕 古希腊时期典礼演说、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三种代表性的修辞活动，亚里士多德分别给出了修辞劝服的 论证方式——“夸大法最适用于典礼演说。例证法最适用于政治演说。修辞式推论最适用于诉讼演 说”。[13] 而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图像是否具有将“命题可视化”的能力？视觉修辞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由此 预示了视觉论证（visual argumentation）理论的兴起。[14] 大卫·伯塞尔（David S. Birdsell）和利奥·格罗尔克 （Leo Groarke）在语言论证理论基础上系统地拓展了视觉论证理论，特别强调图像在“命题可视化”实践中 不可替代的论证能力。伯塞尔和格罗尔克通过对禁烟海报、苏联宣传画等丰富的视觉实践分析，发现图 像具有引导受众进行理性思考的可能性，从而将视觉论证推向一个与语言论证同等重要的修辞位置。[15] 不难发现，图像符号的策略性使用以及图像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依然能够回应修辞传统中的劝服问题，即 实现视觉修辞意义上的劝服性话语生产。长期以来，人们将图像视为一种感性材料，然而鲁道夫·阿恩海 姆（Rudolf Arnheim）在《视觉思维》中则系统阐释了“视知觉具有思维力”的论点，认为视觉活动具有理性 本质，而视觉思维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在大脑里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式”，并在图式维度 上形成知觉概念。[16] 基思·肯尼（Keith Kenney）将图像置于同语言文字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图像的论证 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选择行为进行推理，二是通过替换或转换策略进行观点反驳，三是改变 人们的观点或行为。[17] 显然，视觉论证理论的兴起，确认了图像具有和文字同等重要的修辞功能。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 更大的修辞问题：在语言和图像构成的图文结构中，如何把握语图之间的论证结构与修辞实践。其实，当 下的视觉文本并不是纯粹的图像形式，而更多地体现为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当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原本独 立的叙事元素组合在一起，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视觉文本形式，我们如何从修辞学意义上把握文本的意义 机制，尤其是图文之间的叙事关系及其论证结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语言”主要是指书 写语言，而且主体上关注的是一种图像和文字同时“在场”的视觉文本形式。 因此，本文主要从哲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维度切入，以期相对系统地把握视觉修辞的“语图论”。 之所以选择哲学逻辑和语图关系两个分析维度，主要的学理依据如下：一方面，语言和图像的“相遇”不仅 仅体现在文本构成层面，而是存在一个深刻的哲学渊源，因此系统地梳理哲学史上的“语图之辩”，是语图 研究首先需要回应的意义哲学命题；另一方面，语言和图像存在不同的结合方式，本质上对应的是不同的 互文关系。一般而言，图文系统中语言能指和图像能指之间存在两种论证结构：第一是“能指争夺”，即语 言和图像在释义体系中谁占据主导地位或统摄地位，相应地对应于统摄叙事；第二是“能指对位”，即语言 和图像沿着两个不同的叙事维度展开，并呈现出对话主义特征，对应的互文叙事形态为对话叙事。基于 此，本文将分别立足于语图结构中的统摄叙事和对话叙事，深入挖掘不同语图叙事方式深层的修辞机制 及其产生的文化后果。 二、哲学史上的“语图之辩”：从柏拉图到利奥塔 只有回到哲学史和艺术史脉络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把握图像与语言的关系。尽管说早在文字诞 生之前人类已经创造了无穷尽的图像符号，但由于口头语言即生即灭的特点，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考察当 时的视觉图像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关系。语图关系真正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始于文字的出现。由于文字同 时解决了信息的再现与存储问题，考察语图关系的“文本”形式随之诞生了。相对于图像的空间属性，即 在延伸的空间维度上呈现信息，语言文字则是一种线性结构，其对应的思维形式则是线性思维。按照大 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的观点，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线性结构是一种标准的“逻辑的形式”，它解决了 逻辑生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推论和结论，而这恰恰是以图像为代表的非线性结构难以实现的。[18] 显然， 书写语言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认识活动的“逻辑问题”，而思想的产生恰恰依赖于既定的“逻辑的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思想的起点是书写语言的诞生。当书写语言具备了表达、存储和传播思想的功能时， ·30·
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人类才真正进入文明社会,而这一过程则伴随着书写语言对于视觉图像的支配史。 (一)柏拉图主义与图像的“梦魇” 古希腊哲学将理念推向了认知的中心地位,彻底宣判了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图像在哲学史上的“死 亡”,由此开启了哲学对艺术的长期压制,同时也开启了语言之于图像的支配地位。与亚里士多德的“经 验论”不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在心灵思辨层面思考理念,因此拒绝将理念问题视为一个纯粹的视觉问 题。苏格拉底认为,理念关乎真理,真理又体现为理式,理式的抵达方式是心灵思辨,而语言意义上的心 灵思辨则是一种更高级的认识活动。因此,只有回到语言的世界里才能抵达真理,而一切人为制造的图 像只不过是对现实的某种低级的临摹,无法接近完美的理式,也难以还原认识的本质。柏拉图在《理想 国》第十卷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床”的形象比喻,以强调艺术图像与真实理念之间的漫长距离。在柏拉图 看来,世上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理式的“床”,强调神创造的一种永恒存在,可以理解为“理念的原型 第二种是木匠通过对理式的“床”的理解所制造的床,可以理解为“理念的摹本”;第三种“床”是画家根据 现实中的床而绘制的一种艺术图像,即关于“摹本的摹本”,因而距离理念更远。显然,柏拉图将一切人为 临摹的图像都视为理式的影子,图像被贬低为与理念和真实相去甚远的对象物。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 他不能制造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就不能制造实在,而只能制造一种像实在(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叫实 际上,柏拉图并不是拒绝一切图像,而是对不同的图像形式区别对待,他所反对的恰恰是那种无关真理或 远离真理的图像形式。 当理念进入哲学史的中心话语,古希腊哲学已降的柏拉图主义及其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都不同程度 地将图像视为理念的对立物,认为理念是灵魂认识的产物,理念形式是永恒的,是本质的,是存在的,是难 以通过眼睛“看见”的,而灵魂运作的逻辑基础是语言意义上的理性而非视觉意义上的感觉。在柏拉图主 义者看来,视觉即便是提供了感觉经验上的真实信息,也依然不能将其上升到形而上学或哲学思想层面, 因为视觉“捕获”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是流动中的“景观”,而视觉意义上的表象和现象在古希腊哲学 那里恰恰是非本质的对象物。回到具体的图像形式,柏拉图主义对作为“理念的摹本”或“摹本的摹本”的 艺术图像给予了严苛的批评,认为图像是表象的、低级的、暂时的、不完美的,而语言才是理念形式的真正 的寄居之所。 古希腊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宗教哲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思想,相应地也在“理念问 题”上确立了语图关系的基本“主调”:理念是永恒的真理,对应的是一个理性问题,只能通过语言来抵达 和把握,而视觉则是感性的,是难以成就哲学认识的理念抱负。在笛卡尔那里,“我思”的工作基础是语 言,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说出的、处在词语中的、根据词语被理解的我思”,四图像则很容易将认识活动引 向无序和骗局。如何认识“物质性东西的本质”,笛卡尔给出的答案是普遍的怀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 人的精神本性的反思—“在我检查我以外是否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之前,我应该先考虑这些东西的 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是在我的思维之中的),看看哪些是清楚的,哪些是模糊的”。显然,认识活动的本质 是抵达“事物的观念”,即“事物本身的必然性”,笛卡尔将这一认识过程完整地交给了语言,相反,图像则 因为长于呈现“表象”而拙于表达“观念”,因此恰恰是“笛卡尔式沉思”竭力回避的事物。实际上,“我思 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事物本质的来源,正如笛卡尔所说:“我似乎并没有知道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想起 了我以前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些早已在我心里的东西,尽管我以前没有想到它们。” 其实,笛卡尔区分了思维活动的“想象”和“领会”,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沉思”的本质—“不是我把事物 想象成怎么样事物就怎么样,并且把什么必然性强加给事物;而是反过来,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 上帝的存在性,决定我的思维去这样领会它。”叫不难发现,笛卡尔所要抵达的是“现实的、永恒的存在 性”,而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图像更多的是现实的摹本,它与现实的相似性特征往往限定了人们认知的管 道与方式,因而很难抵达思维活动的“领会”功能,即图像更多预设的是“物质性东西”的存在性,很难让人 将认识对象上升到“上帝的存在性”这一本质性问题。因此,笛卡尔将哲学的本质探讨转向了“我思”意义 上的语言,而图像并没有成为认识活动的中心
人类才真正进入文明社会，而这一过程则伴随着书写语言对于视觉图像的支配史。 （一）柏拉图主义与图像的“梦魇” 古希腊哲学将理念推向了认知的中心地位，彻底宣判了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图像在哲学史上的“死 亡”，由此开启了哲学对艺术的长期压制，同时也开启了语言之于图像的支配地位。与亚里士多德的“经 验论”不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在心灵思辨层面思考理念，因此拒绝将理念问题视为一个纯粹的视觉问 题。苏格拉底认为，理念关乎真理，真理又体现为理式，理式的抵达方式是心灵思辨，而语言意义上的心 灵思辨则是一种更高级的认识活动。因此，只有回到语言的世界里才能抵达真理，而一切人为制造的图 像只不过是对现实的某种低级的临摹，无法接近完美的理式，也难以还原认识的本质。柏拉图在《理想 国》第十卷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床”的形象比喻，以强调艺术图像与真实理念之间的漫长距离。在柏拉图 看来，世上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理式的“床”，强调神创造的一种永恒存在，可以理解为“理念的原型”； 第二种是木匠通过对理式的“床”的理解所制造的床，可以理解为“理念的摹本”；第三种“床”是画家根据 现实中的床而绘制的一种艺术图像，即关于“摹本的摹本”，因而距离理念更远。显然，柏拉图将一切人为 临摹的图像都视为理式的影子，图像被贬低为与理念和真实相去甚远的对象物。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 他不能制造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就不能制造实在，而只能制造一种像实在（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19] 实 际上，柏拉图并不是拒绝一切图像，而是对不同的图像形式区别对待，他所反对的恰恰是那种无关真理或 远离真理的图像形式。[20] 当理念进入哲学史的中心话语，古希腊哲学已降的柏拉图主义及其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都不同程度 地将图像视为理念的对立物，认为理念是灵魂认识的产物，理念形式是永恒的，是本质的，是存在的，是难 以通过眼睛“看见”的，而灵魂运作的逻辑基础是语言意义上的理性而非视觉意义上的感觉。在柏拉图主 义者看来，视觉即便是提供了感觉经验上的真实信息，也依然不能将其上升到形而上学或哲学思想层面， 因为视觉“捕获”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是流动中的“景观”，而视觉意义上的表象和现象在古希腊哲学 那里恰恰是非本质的对象物。回到具体的图像形式，柏拉图主义对作为“理念的摹本”或“摹本的摹本”的 艺术图像给予了严苛的批评，认为图像是表象的、低级的、暂时的、不完美的，而语言才是理念形式的真正 的寄居之所。 古希腊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宗教哲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思想，相应地也在“理念问 题”上确立了语图关系的基本“主调”：理念是永恒的真理，对应的是一个理性问题，只能通过语言来抵达 和把握，而视觉则是感性的，是难以成就哲学认识的理念抱负。在笛卡尔那里，“我思”的工作基础是语 言，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说出的、处在词语中的、根据词语被理解的我思”，[21] 图像则很容易将认识活动引 向无序和骗局。如何认识“物质性东西的本质”，笛卡尔给出的答案是普遍的怀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 人的精神本性的反思——“在我检查我以外是否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之前，我应该先考虑这些东西的 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是在我的思维之中的），看看哪些是清楚的，哪些是模糊的”。[22] 显然，认识活动的本质 是抵达“事物的观念”，即“事物本身的必然性”，笛卡尔将这一认识过程完整地交给了语言，相反，图像则 因为长于呈现“表象”而拙于表达“观念”，因此恰恰是“笛卡尔式沉思”竭力回避的事物。实际上，“我思” 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事物本质的来源，正如笛卡尔所说：“我似乎并没有知道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想起 了我以前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些早已在我心里的东西，尽管我以前没有想到它们。”[22] 其实，笛卡尔区分了思维活动的“想象”和“领会”，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沉思”的本质——“不是我把事物 想象成怎么样事物就怎么样，并且把什么必然性强加给事物；而是反过来，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 上帝的存在性，决定我的思维去这样领会它。”[22] 不难发现，笛卡尔所要抵达的是“现实的、永恒的存在 性”，而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图像更多的是现实的摹本，它与现实的相似性特征往往限定了人们认知的管 道与方式，因而很难抵达思维活动的“领会”功能，即图像更多预设的是“物质性东西”的存在性，很难让人 将认识对象上升到“上帝的存在性”这一本质性问题。因此，笛卡尔将哲学的本质探讨转向了“我思”意义 上的语言，而图像并没有成为认识活动的中心。 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 ·31·
前闻占情插评訖2018年第1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笛卡尔对图像的态度并不是彻底的否定,而是依然强调图像在认识活动中的积 极角色,只不过对图像本身的逻辑形式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笛卡尔在《屈光学》中对铜版画这一绘画 形式给予极大的肯定,认为铜版画超越了绝对意义上的“写实”特征,极大地激发了认识活动的联想性,从 而使得图像可以进入语言的思维框架,即可以在语言的结构中完成思维活动的联想过程。与其他临摹性 质的绘画形式不同的是,“铜版画仅仅通过在纸上或此或彼地少量施磨而作成,他们能指向我们表现树 林、城市、人物甚至战役和暴风雨,因为他们使我们联想到这些事物的大量不同属性”。换言之,图像只 有成为思维的工具亦即“语言的工具”,才能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认识功能。不难发现,笛卡尔虽然部分地 认图像的认识功能,但其思维活动的本质依然是语言性的,这也间接反映了笛卡尔在语言和图像问题 上的不同态度。 (二)视觉与感觉主义立场的复活 自尼采开创的理性主义批判传统以来,将感觉经验从低级的、从属的、边缘的、非本质的位置中“解 救”出来,成为罗格斯中心主义批判的基本思路,而视觉和图像也由此在哲学意义上获得了“新生”。这些 感觉主义经验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视觉的。在尼采已降的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中,梅洛-庞蒂的现象 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哲学话语都 对理性保持了极高的警惕,理性主义批判沿着两种基本的路径展开:一是扛起非理性主义大旗对抗理性, 耻笑理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真理和理念的质疑;二是提出了更具诡辩色彩的批判智慧,认为非理性主义 和理性主义具有并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非理性主义同样是抵达真理的一种方式。比如,海德格尔和福 柯都关注“理性的他者”,将批判的方法指向“理性的自我放逐”,也就是“将理性逐出其自身领域之外而生 成与理性相异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所概括的:“海德格尔选择时间作为穷尽的范畴,而把理性的他者 作为无名的、在时间中流动的一股原始力量;福柯则选择了以自己身体的体验为中心的空间范畴,把理性 的他者视作与身体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能力的无名源泉。”在理性主义批判的哲学谱系中,视觉与感觉 主义立场纷纷“复活”,其中梅洛-庞蒂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两个代表性的学者 梅洛-庞蒂将身体视作把握世界的“通用媒介”和普遍方法,强调主体性的本质亦即身体的本质和世 界的本质,进而将身体与主体的勾连逻辑归于一个认识论上的视觉问题。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具体 处境中的主体,认为“主体只不过是处境的一种可能”,从而将主体性完整地交给了身体,也交给了身体意 义上的处境、经验和感觉,而后者恰恰是可以在视觉维度上抵达和把握的。之所以赋予身体深刻的主体 内涵,“是因为只有当主体实际上是身体,并通过这个身体进入世界,才能实现其自我性。”梅洛-庞蒂将 身体推向了主体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在身体意义上重新赋予了视觉以新的生命,认为在视觉意义上把握 身体和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正如他所说:“在内心里有一只眼睛是第三只眼睛,它在看 画,甚而还看到了心中的形象。”門显然,梅洛-庞蒂反思的恰恰是主体的本质,身体被视为把握世界的一 种方法,而身体的内涵也被上升为一种“作为有认识能力的身体的身体本身”,其理性批判功能就是“在主 体的中心重新发现的本体论世界和身体”。叫 在梅洛-庞蒂那里,世界与主体的关系是“环绕”而不是“面对”,前者对应的是触觉问题,而后者则对 应于视觉问题。梅洛-庞蒂拒绝将视觉还原为触觉,但却坚持触觉可以还原为视觉,认为视觉意义上的空 间和光线具有超越自身的显示能力和指示功能。当触觉与视觉在观看实践中具有了通约基础,梅洛-庞 蒂那里的主体处境更多地被还原为一个身体问题,而身体又恰恰在观看结构中获得身体经验,也同样借 助观看行为确认身体处境,因此,身体是观看与运动的结合物,视觉在身体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哲学位置 可见,梅洛-庞蒂通过身体这一概念为视觉正名,视觉由此走出了形而上学,而进入了知觉现象学的重要 位置。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甚至将视觉推向本体论的重要位置,强调视觉是“重返现象”的主要认知 活动,也是通往世界本质的“观察的思维”。不同于柏拉图主义对艺术图像的极力贬低,梅洛-庞蒂则认为 视觉具有语言不可取代的认知特征—“绘画让外行认为看不见的东西有一个看得见的存在,它使我们 不需要肌肉的感观’而可以知道世界之大。”凹显然,面对被笛卡尔放逐的“视觉之殇”,梅洛-庞蒂重新
2018年第1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笛卡尔对图像的态度并不是彻底的否定，而是依然强调图像在认识活动中的积 极角色，只不过对图像本身的逻辑形式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笛卡尔在《屈光学》中对铜版画这一绘画 形式给予极大的肯定，认为铜版画超越了绝对意义上的“写实”特征，极大地激发了认识活动的联想性，从 而使得图像可以进入语言的思维框架，即可以在语言的结构中完成思维活动的联想过程。与其他临摹性 质的绘画形式不同的是，“铜版画仅仅通过在纸上或此或彼地少量施磨而作成，他们能指向我们表现树 林、城市、人物甚至战役和暴风雨，因为他们使我们联想到这些事物的大量不同属性”。[23] 换言之，图像只 有成为思维的工具亦即“语言的工具”，才能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认识功能。不难发现，笛卡尔虽然部分地 承认图像的认识功能，但其思维活动的本质依然是语言性的，这也间接反映了笛卡尔在语言和图像问题 上的不同态度。 （二）视觉与感觉主义立场的复活 自尼采开创的理性主义批判传统以来，将感觉经验从低级的、从属的、边缘的、非本质的位置中“解 救”出来，成为罗格斯中心主义批判的基本思路，而视觉和图像也由此在哲学意义上获得了“新生”。这些 感觉主义经验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视觉的。在尼采已降的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中，梅洛-庞蒂的现象 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哲学话语都 对理性保持了极高的警惕，理性主义批判沿着两种基本的路径展开：一是扛起非理性主义大旗对抗理性， 耻笑理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真理和理念的质疑；二是提出了更具诡辩色彩的批判智慧，认为非理性主义 和理性主义具有并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非理性主义同样是抵达真理的一种方式。比如，海德格尔和福 柯都关注“理性的他者”，将批判的方法指向“理性的自我放逐”，也就是“将理性逐出其自身领域之外而生 成与理性相异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所概括的：“海德格尔选择时间作为穷尽的范畴，而把理性的他者 作为无名的、在时间中流动的一股原始力量；福柯则选择了以自己身体的体验为中心的空间范畴，把理性 的他者视作与身体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能力的无名源泉。”[24] 在理性主义批判的哲学谱系中，视觉与感觉 主义立场纷纷“复活”，其中梅洛-庞蒂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两个代表性的学者。 梅洛-庞蒂将身体视作把握世界的“通用媒介”和普遍方法，强调主体性的本质亦即身体的本质和世 界的本质，进而将身体与主体的勾连逻辑归于一个认识论上的视觉问题。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具体 处境中的主体，认为“主体只不过是处境的一种可能”，从而将主体性完整地交给了身体，也交给了身体意 义上的处境、经验和感觉，而后者恰恰是可以在视觉维度上抵达和把握的。之所以赋予身体深刻的主体 内涵，“是因为只有当主体实际上是身体，并通过这个身体进入世界，才能实现其自我性。”[1] 梅洛-庞蒂将 身体推向了主体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在身体意义上重新赋予了视觉以新的生命，认为在视觉意义上把握 身体和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正如他所说：“在内心里有一只眼睛是第三只眼睛，它在看 画，甚而还看到了心中的形象。”[25] 显然，梅洛-庞蒂反思的恰恰是主体的本质，身体被视为把握世界的一 种方法，而身体的内涵也被上升为一种“作为有认识能力的身体的身体本身”，其理性批判功能就是“在主 体的中心重新发现的本体论世界和身体”。[21] 在梅洛-庞蒂那里，世界与主体的关系是“环绕”而不是“面对”，前者对应的是触觉问题，而后者则对 应于视觉问题。梅洛-庞蒂拒绝将视觉还原为触觉，但却坚持触觉可以还原为视觉，认为视觉意义上的空 间和光线具有超越自身的显示能力和指示功能。当触觉与视觉在观看实践中具有了通约基础，梅洛-庞 蒂那里的主体处境更多地被还原为一个身体问题，而身体又恰恰在观看结构中获得身体经验，也同样借 助观看行为确认身体处境，因此，身体是观看与运动的结合物，视觉在身体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哲学位置。 可见，梅洛-庞蒂通过身体这一概念为视觉正名，视觉由此走出了形而上学，而进入了知觉现象学的重要 位置。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甚至将视觉推向本体论的重要位置，强调视觉是“重返现象”的主要认知 活动，也是通往世界本质的“观察的思维”。不同于柏拉图主义对艺术图像的极力贬低，梅洛-庞蒂则认为 视觉具有语言不可取代的认知特征——“绘画让外行认为看不见的东西有一个看得见的存在，它使我们 不需要‘肌肉的感观’而可以知道世界之大。”[25] 显然，面对被笛卡尔放逐的“视觉之殇”，梅洛-庞蒂重新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