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此外，对于9世纪两方文明中 商品市场对于构造共同体之间的和平系和导致社会内部瓦解 的“双刃剑”作用，这个学派所达到的认识也最为深刻。 在美国，在接近于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引导下，人类学彻底 舍弃了进化论，进人-一个“历史具体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和“文化村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时代。在具体民族志研 究上，美国人类学特别注重语言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深受德国传 播论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对进化论中包含的“物质决定论”和 种族人类学中包含的“生物决定论”持极端都视态度。为了反对 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和生物决定论，这个时期的美国人类学家 大多采纳“认识决定被认识的事实”的观点，出此延仲开去，他们 也主张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语言一观念体系决定了文化共同体的 存在方式。对于社会内聚力，美国人类学家向米缺乏足够的兴 趣，他们采用美国化了的德国文化论，来阐述文化决定个人一 群体行为趋向的论点，这种论点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将文化系 统当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来看待。美国人类学从被研究的 野蛮人”的“局内人”角度来判断文化价值，达成的理解也接近 于社会内聚力的理解。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与英国 和法国的“普遍主义”论调，构成了鲜明的差异。对于这个学派 的普及化，“文化与人格”学说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 克服种族上义方面作出了极人的贡献，但与此问时，它也创造了 种无助于认识人类共性的极端化文化差异论 1946年一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厅，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 之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西方内部，美国对于西方礼 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此前的社会科学“炊 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胜国与 战败国。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一国 9
西方人类学名答提要 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 攴持。接着，一大批“新国家”随之产生。“三个世界”的论断比 较精确地体现了这20多年间的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 局里，西方人类学出现了新的危机。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 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限制，尽管第三世界 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 当成“原始人”或“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使人类学与自 已的国家-·样具有民族自主性，他们不仪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 类学加以抵制，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已因家的新人类学 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世相 应的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和结构一功能宝义的理论主张 得到了部分的修止。从人类学学科的定位来看，这个时期出现 了将人类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排除人类 学的知识霸权色彩，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从事的工 作与文化格局之问的关系，土张将人类学视为“人文学”之一】 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到20世纪50 年代，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 此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全面反思了他们的前辈在想像非西力 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 界，文化相对立义的极端形态也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 不仅从美国本上的印第安人研究扩大到海外研究.也对人类学 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在这个基础上，美闲人类学家提出了新进 化论(ne-evolutionism)、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文化唯物 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等学说，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 一致与差异、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民社会 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入接触到马克思 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在法国人类学中，法国传统的社会结 10
构理论得到重新诠释，提出了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的主张。这一主张显示出法闲人类学家特有的对于补会中人和 平相处的机制的关怀，从通婚、神话以至任何文化事项的研究， 推论出了有助于协调“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关系的模 式 从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白给白足经 济)，反映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20世纪社会内聚力缺憾问题， 直是这个时期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研究的重要主 题之一，在这个时期中，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也引 起了)泛关注。于40年代正式出现于英国人类学中的政治人 类学，对非集权政治学有专攻。通过对集权型闲家之外的政治 组织形态的研究，人类学家拓深了对国家补会的认识，从而间接 地反忠了西方集权主义政治的现代性与弊端，在美国新进化论 人类学和英国考古学中，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重新崛起。在丰 富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素材的基础上，人类学家重新考察了在 “文明脱离野蛮”过程中人类生活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从一个具 有历史深度的侧面，反映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内在问题。对于权 力、领导权与服从，对于法律实践中的条文与习俗之问的紧张关 系，对于政治支配与反支配，对子政治一权力符号和意识形态， 政治人类学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问一个时期，象征人类学(ymbolic anthrop灯）也在西力 人类学中受到了特别关注。尽管象征人类学家不乏有将象征与 知识相提并论的做法，但象征人类学的主要店发来自于年鉴派 社会学的宗教一仪式理论、结构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和解释社会 学的文化理论，其集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社会构成原理。在从 事象征的研究中，人类学家有的将象征当成社会体系的核心内 容来研究，主张象征是社会的观念形态，从一个接近于意识形态 的方式，扭曲地表达、强化或创造着社会结构；有的将象征与日 1i
西方人类学名着提妥 常生活的仪式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潜在于实践中的道德伦理 界线，社会通过它们维持着自身的秩序：有的将象征当成是涵招 社会结构（不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文化体系，既是社会生活的 观念形态又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形态(condensed form)。 1971年一2000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此前 20多年间人类学内部的学派并立局面仍然得以持续，同时，对 于既有理论的反思，对于世界格局的新认识，也催生了新的人类 学理论。人类学著述中先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支配的潜在反思，到0年代初期得到了直白的表述。西方人类 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人类学认识的影响，引 起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包括在西方受学科训练、从事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非西方移民人类学家)的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从对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 为人类学家深化其对世界格局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在知识 论方面，对于知识、话语、权力之关系的揭示，以及对于西方社会 科学知识论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谱系的研究，共同推进 了人类学学科理念的再思考。 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人类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个别群 体、个别地区、个别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西方人类学家越来越明 确地意识到，自从15世纪以来，挪些被西方人类学当成研究对 象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已被纳人了一个以 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怎 样在人类学作品中真实地表述世界格局的中心一边缘关系？这 成为诸多西方人类学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将人类学回归于世 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成为西方人类学的潮流。更多人 类学家主张在坚持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政治经 济学分析方法的养分，使民族志撰述双向地反映处在边缘地位 12
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的现代命运与不断扩张 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影响。 与此同时，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包含的世界 性紧张关系，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学科以 跨文化交流为己任，但这些被他们跨越的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却是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怎样生成的？当今西 方文化的支配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为何？人类学家怎样在跨文化 研究时保持“文化良知”？什么是人类学的“文化良知”？这些问 题被提到了人类学讨论的日程上来了。在讨论过程中，西方人 类学家一度深陷于滩以自拔的“知识政治学忏悔”之中，以为西 方霸权的“忏悔”能自动地促成“文化良知”的发现。在这方面 “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论述是典型的表现。“后现代主义”促使人 类学家对这]学科的叙述框架进行了解剖，在此基础上，又促使 人类学家看到自已从事的“入的科学”的“非科学性”（如权力性 与意识形态性)。为了揭开人类学的“科学面纱”，部分西方入类 学家试图将人类学回归于人文学，从文学、文化研究，文化批评 艺术等门类中汲取养分，重新滋养陷入“哲学贫困”中的人类学」 这一做法的确为人类学在思想和文本形式方面的“百花齐放”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将人类学纳人对西方启蒙运动 以来的现代性的反思中，也使部分两方人类学家将学科推回到 西方观念、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霸权的重复论证中去了。 人类学到底应在跨文化研究中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 还是应在不断反思中揭示西方文化的霸权？20世纪晚期，也有 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对这些问题采取谨慎态度、从主观意愿看， 过去30年中入类学家在对世界格局展开批判性研究时，确实怀 有一种美好的人类平等理想。但在强调这一理想及其对西方造 成的不平等局面的批判性时，西方人类学家却忘记了公正、良知 等等观念也是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的。对15世纪以来的世界展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