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pdf_P31-P35

第一章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7 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次，这些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 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儿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内河航道。①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一—一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一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①邓刚再的《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年）是第手和第二手资料的综合性参考书目。最重要的英文记载是F.迈克尔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1卷《历史》（西雅图，1966年）。参看《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87卷第 3期，第321-324页(1967年)所载我对此书的评论

第一章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7 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次，这些骚乱在 19 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 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 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 200 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内河航道。①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于 1864 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① 邓嗣禹的†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 年）是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的综合性参考书目。最重要的英文记载是 F. 迈克尔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 1 卷†历史‡（西雅图，1966 年）。参看†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87 卷第 3 期，第 321－324 页（1967 年）所载我对此书的评论。观者藏书 200901165

8中华帝国晚期的瓶乱及其敌人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1864年，并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名流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1864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儿十年中已被削弱或被败坏，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依据具体的制度形式研究名流与官僚政治国家的关系最为有效，这些形式构成了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实现共同利益和相互间期望的种种方式。正如研究宗教时除了对信仰的一般陈述外还必须注意实际仪礼和礼拜仪式那样，地方名流和国家机构的联系，也能够通过使他（它）们活跃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机制去了解，而不能仅仅依靠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般叙述。举例来说，应当记住，虽然名流取得支配地位所依赖的因素与国家的恩一学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有闲以及财富一并不特别相关

8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 19 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 50 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 1864 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 1864 年，并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名流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 1864 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已被削弱或被败坏，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依据具体的制度形式研究名流与官僚政治国家的关系最为有效，这些形式构成了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实现共同利益和相互间期望的种种方式。正如研究宗教时除了对信仰的一般陈述外还必须注意实际仪礼和礼拜仪式那样，地方名流和国家机构的联系，也能够通过使他（它）们活跃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机制去了解，而不能仅仅依靠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般叙述。举例来说，应当记住，虽然名流取得支配地位所依赖的因素与国家的恩赐——学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有闲以及财富——并不特别相关，观者藏书 200901165

第一章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9 但国家在这些以外又增添了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和豁免，诸如肉刑的实际免除，劳役的豁免，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拜访地方长官的特权（对那些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来说），以及许多别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国家提供了旧中国最为珍贵的那种商品，即仕宦生涯，这是一个人通向名望和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也是他在本地地位的根本保证。就士子一绅士这一较低阶层来说，他们由于考试制度而不断地苦学，这不仅使他们取得当官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也是维护他们的正式身份所必需的。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这就是平常时期名流和国家的关系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但是，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仍然是，在19世纪不寻常的环境中，在中国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名流和帝国的利益赖以连结的机制。19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一一正统的和异端的两一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这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强的时期；绝望被无法无天所取代，在某些地区，破产的农民为盗匪和叛乱团伙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新成员的来源。特别是在异教徒成分复杂的南方边界地区，当土地竞争日益激烈时，村社间的仇恨呈现出新的凶猛的形势。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的影响开始使这些问题复杂起来，一是由于破坏了农业中国正常的财政平衡，二是由于引起了分配和保护这种有厚利可图的药剂的不法团伙的集结。因为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以保护自己。这些动向发生在延续到本世纪的规模更大的军事化过程的早期阶段。19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到19世纪50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

第一章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9 但国家在这些以外又增添了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和豁免，诸如肉刑的实际免除，劳役的豁免，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拜访地方长官的特权（对那些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来说），以及许多别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国家提供了旧中国最为珍贵的那种商品，即仕宦生涯，这是一个人通向名望和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也是他在本地地位的根本保证。就士子－绅士这一较低阶层来说，他们由于考试制度而不断地苦学，这不仅使他们取得当官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也是维护他们的正式身份所必需的。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这就是平常时期名流和国家的关系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但是，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仍然是，在 19 世纪不寻常的环境中，在中国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名流和帝国的利益赖以连结的机制。19 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这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强的时期；绝望被无法无天所取代，在某些地区，破产的农民为盗匪和叛乱团伙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新成员的来源。特别是在异教徒成分复杂的南方边界地区，当土地竞争日益激烈时，村社间的仇恨呈现出新的凶猛的形势。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鸦片贸易的影响开始使这些问题复杂起来，一是由于破坏了农业中国正常的财政平衡，二是由于引起了分配和保护这种有厚利可图的药剂的不法团伙的集结。因为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以保护自己。这些动向发生在延续到本世纪的规模更大的军事化过程的早期阶段。19 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到 19 世纪 50 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观者藏书 200901165

10中华帝国晚期的瓶乱及其敌人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置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满洲人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国，甚至在两个世纪的文化同化之后，军事力量仍然给王朝提供了控制国家机器的最终保证，正如它在此以前保证国家机器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一样。清军的正式结构使人联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①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19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 ①罗尔州：《绿营兵志》（重庆，1945年），第12-17页

1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臵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满洲人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国，甚至在两个世纪的文化同化之后，军事力量仍然给王朝提供了控制国家机器的最终保证，正如它在此以前保证国家机器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一样。清军的正式结构使人联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①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 19 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 ① 罗尔纲：†绿营兵志‡（重庆，1945 年），第 12－17 页。观者藏书 20090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