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页 最初他们去英国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个什么名义，后来就在英国住 下来了。因为陈源被鲁迅骂得很厉害，所以解放以后他们也不敢回 来，又不愿去台湾，最后死在英国。我在武汉大学，当然不会反对刘 永济先生、刘博平先生，永济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辈，博平先生是 我的同门，但我也从不帮着他们去反对朱东润先生。所以我说，只要 你没有什么成心，首先觉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接触 人，多数人还是蛮好的。 抗战胜利以后，武汉大学从乐山回到珞珈山。此前胡适在美国当 驻美大使，周鲠生就当他的法律顾问，事实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适 回国当北大校长，就请周鲠生当武大的校长。王星拱先生就调到中山 大学。周先生原来当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他很熟悉武汉大学的情 况。他很清楚，自从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就办武汉大学，有些人在学校 创办初期就来了。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些威望很高，但相对 来说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继续当院长、系 主任。所以他就聘请了很多年轻人当教授，同时也换了一批系主任。 有的系没有换主任，但是加了新人。当时哲学系就聘请了刚从印度回 来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请了从爱丁堡回来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 的堂兄，历史系的唐长需是武汉大学在乐山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们 四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革新，所以关系也很好。我当了系主任 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开设新文学的课，原先苏雪林先生开过这个 课，但是后来慢慢地被刘博平先生他们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 来是必修课，然后就改成选修课，慢慢地就取消了。后来我就请苏先 生来教这门课，她还不愿意。因为她教文学史已经习惯了，不愿开新 文学的课，但是我还是请她教了。再比如吴于座先生当历史系主任 他就认为历史系学生不能光读历史，至少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 门中国哲学史。他来同我谈，因为要从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没有人肯 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两年，效果很好。我后来写的《程氏汉语 文学通史》，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充实、提高的。唐
最初他们去英国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个什么名义，后来就在英国住 下来了。因为陈源被鲁迅骂得很厉害，所以解放以后他们也不敢回 来，又不愿去台湾，最后死在英国。我在武汉大学，当然不会反对刘 永济先生、刘博平先生，永济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辈，博平先生是 我的同门，但我也从不帮着他们去反对朱东润先生。所以我说，只要 你没有什么成心，首先觉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接触 人，多数人还是蛮好的。 抗战胜利以后，武汉大学从乐山回到珞珈山。此前胡适在美国当 驻美大使，周鲠生就当他的法律顾问，事实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适 回国当北大校长，就请周鲠生当武大的校长。王星拱先生就调到中山 大学。周先生原来当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他很熟悉武汉大学的情 况。他很清楚，自从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就办武汉大学，有些人在学校 创办初期就来了。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些威望很高，但相对 来说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继续当院长、系 主任。所以他就聘请了很多年轻人当教授，同时也换了一批系主任。 有的系没有换主任，但是加了新人。当时哲学系就聘请了刚从印度回 来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请了从爱丁堡回来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 的堂兄，历史系的唐长孺是武汉大学在乐山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们 四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革新，所以关系也很好。我当了系主任 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开设新文学的课，原先苏雪林先生开过这个 课，但是后来慢慢地被刘博平先生他们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 来是必修课，然后就改成选修课，慢慢地就取消了。后来我就请苏先 生来教这门课，她还不愿意。因为她教文学史已经习惯了，不愿开新 文学的课，但是我还是请她教了。再比如吴于廑先生当历史系主任， 他就认为历史系学生不能光读历史，至少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 门中国哲学史。他来同我谈，因为要从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没有人肯 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两年，效果很好。我后来写的《程氏汉语 文学通史》，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充实、提高的。唐 第 27 页
第28币 长需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 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 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认识，最初是看到他写 的新诗，觉得很好。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珈山，听说哲学系聘请 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 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 其他。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 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 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 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 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 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 觉得很好，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需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 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 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 生，杨先生看他很年轻，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 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 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 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 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 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 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 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 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 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 冬”就解释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 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周鲠生在解放以后因为徐懋庙的排挤，后 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以前在国际联盟工作过，熟悉国际法，就到
长孺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 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 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认识，最初是看到他写 的新诗，觉得很好。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珈山，听说哲学系聘请 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 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 其他。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 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 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 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 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 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 觉得很好，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孺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 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 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 生，杨先生看他很年轻，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 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 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 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 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 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 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 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 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 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 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 冬”就解释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 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周鲠生在解放以后因为徐懋庸的排挤，后 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以前在国际联盟工作过，熟悉国际法，就到 第 28 页
第29页 外交部当顾问。周恩来很看重他，他入党也是周恩来介绍的。 从抗战胜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为武大的家属闲住着，后来她 因为生孩子出医疗事故，我就经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阵沈祖棻在 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 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 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 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 用完什么时候还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蔼，他丝毫没有想到你会借 了不还。所以我很感动。后来我想到鲁迅骂他“赵老爷”，实在有些 过分。 大概在1947年或者是1948年的时候，快解放了，武汉大学的老 先生没有一个愿意当系主任，我就当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一直 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职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 了。那时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要学一年制的文学史，谁都不肯教， 我是系主任，凡是无人肯教的课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 学史，教文艺学，教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什么的。我 教文艺学，先听丽尼的课，那时没有录音机，全靠记笔记，我学得很 认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讲。第二年就自己教这门课了。丽尼的本 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没有什么学历，全靠自学，外文特别好， 也一直是在左翼联盟底下活动的。抗战中，他到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 长白崇禧那里，专门帮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有关军事的消息。他在重 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当到 陆军少将。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没有发现他是左倾的。他到武汉大学 是陈荒煤介绍的，后来陈荒煤到北京当电影局长，也把他带走了，帮 他办电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陈荒煤被赶下台，丽尼就被弄到广 东，不知是暨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红卫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从私塾出来，到了南京，从原来接受的封建传统的东西变 为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来
外交部当顾问。周恩来很看重他，他入党也是周恩来介绍的。 从抗战胜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为武大的家属闲住着，后来她 因为生孩子出医疗事故，我就经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阵沈祖棻在 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 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 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 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 用完什么时候还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蔼，他丝毫没有想到你会借 了不还。所以我很感动。后来我想到鲁迅骂他“赵老爷”，实在有些 过分。 大概在 年或者是 年的时候，快解放了，武汉大学的老 先生没有一个愿意当系主任，我就当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一直 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职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 了。那时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要学一年制的文学史，谁都不肯教， 我是系主任，凡是无人肯教的课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 学史，教文艺学，教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什么的。我 教文艺学，先听丽尼的课，那时没有录音机，全靠记笔记，我学得很 认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讲。第二年就自己教这门课了。丽尼的本 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没有什么学历，全靠自学，外文特别好， 也一直是在左翼联盟底下活动的。抗战中，他到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 长白崇禧那里，专门帮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有关军事的消息。他在重 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当到 陆军少将。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没有发现他是左倾的 他到武汉大学 是陈荒煤介绍的，后来陈荒煤到北京当电影局长，也把他带走了，帮 他办电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陈荒煤被赶下台，丽尼就被弄到广 东，不知是暨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红卫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从私塾出来，到了南京，从原来接受的封建传统的东西变 为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来 第 29 页
第30页 所学的改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觉到特别困难。 1953年我参加慰问团去朝鲜，在那里呆了半年。主要是根据一些 宜讲材料，比如何处建立了钢铁厂，哪里的工厂有18吨重的螺丝， 国内的生产情况如何，后方怎样支援前线等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朝鲜时，有严格的纪律，比如说不许用人民币，怕扰乱他们的金融 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国内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问题，立刻 抓回国关起来处理。我们的团长是贺龙，湖北分团的团长是副省长王 海山，是个老红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差不多没有担任一般工作的男人 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付包括对我们的保卫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来做 她们很能吃苦。我们不会讲朝鲜话，但一些老先生读过孔孟之书，可 以笔谈，我也和他们笔谈过，用文言文。那时朝鲜的古版书非常多， 是在战火中残余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买。大家都很守纪律。有 回大家去参观一个高射炮的阵地，我们一个团员就问：“怎么没有看 到炮啊？”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员把哨子一吹，一下子从山洞里大炮都 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受到批评：“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属于 军事机密的。”当时朝鲜人民军表示对中国的慰问团没有任何保密， 有间必答。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内容多数是关于打胜仗，俘虏了多 少美国兵之类，我们就记笔记。我同几个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徐 玉兰，还有几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起吃饭，吃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 下要算是比较好的。吃过饭后，陪我们的人鞠个躬就走了。事实上， 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东西该讲或不该讲，很小心谨慎。 沈祖棻开始一直在武汉大学闲居，后来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就 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他们就要她去任教。那时胡小石先生过继外 家的儿子杨白桦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调在一起，希望离开武 汉大学。但武汉大学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调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只 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所学的改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觉到特别困难。 年我参加慰问团去朝鲜，在那里呆了半年。主要是根据一些 宣讲材料，比如何处建立了钢铁厂，哪里的工厂有 吨重的螺丝， 国内的生产情况如何，后方怎样支援前线等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朝鲜时，有严格的纪律，比如说不许用人民币，怕扰乱他们的金融 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国内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问题，立刻 抓回国关起来处理。我们的团长是贺龙，湖北分团的团长是副省长王 海山，是个老红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差不多没有担任一般工作的男人 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包括对我们的保卫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来做， 她们很能吃苦。我们不会讲朝鲜话，但一些老先生读过孔孟之书，可 以笔谈，我也和他们笔谈过，用文言文。那时朝鲜的古版书非常多， 是在战火中残余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买。大家都很守纪律。有一 回大家去参观一个高射炮的阵地，我们一个团员就问：“怎么没有看 到炮啊？”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员把哨子一吹，一下子从山洞里大炮都 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受到批评：“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属于 军事机密的。”当时朝鲜人民军表示对中国的慰问团没有任何保密， 有间必答。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内容多数是关于打胜仗，俘虏了多 少美国兵之类，我们就记笔记。我同几个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徐 玉兰，还有几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起吃饭，吃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 下要算是比较好的。吃过饭后，陪我们的人鞠个躬就走了。事实上， 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东西该讲或不该讲，很小心谨慎。 沈祖棻开始一直在武汉大学闲居，后来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就 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他们就要她去任教。那时胡小石先生过继外 家的儿子杨白桦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调在一起，希望离开武 汉大学。但武汉大学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调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只 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第 30 页
第31页 五反右运动与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旧社会的知 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 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宜传，对苏联的 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 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 的话。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 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宜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 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 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 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 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 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 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 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 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 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 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这样一来，反右一开 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 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哈佛大学出来的， 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
五 反右运动与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旧社会的知 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 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传，对苏联的 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 言者无 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 的话。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 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 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 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 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 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 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 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 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 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 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 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这样一来，反右一开 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 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哈佛大学出来的， 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 第 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