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破坏性的-代 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 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 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 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 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 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 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 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 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 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 扬。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 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 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 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 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 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 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 觉时吃手指头一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 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 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 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 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 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 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第一草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瑰曲007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 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 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 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 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 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 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 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 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 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 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 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 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 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 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 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 “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 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 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 逻辑椎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 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 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人俄勒冈的里德大 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 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
008破坏性的一代 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 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 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 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 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 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 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 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 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 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 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 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 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 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 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 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 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 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 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 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 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 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 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 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
第一章一个敲进主义者的安魂曲009 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 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 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 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 “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 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 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 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 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 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 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人了费伊 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 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 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 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 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 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 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 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 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 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 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 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
010破坏性的-代 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 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 之贡献一切。”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 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 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 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 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 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 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 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 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1964年和1965年，费伊去南部为“密 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 由党挑战民主党。 两年后，当斯托克利发起“黑人权力”运动，把自决原则 推广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要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白 人支持者自动离开这个组织时，费伊支持这个决定。“我感到很 奇怪，”桑尼·德威特一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我同费伊 大吵一场，对黑人运动中日益上升的反犹太主义感到不安。费伊 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长期受白人压迫，特别是犹太地 主的压迫等。我说，‘我绝不能容忍这些，我不能支持一个反犹 太主义的组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理解的。’费伊的火气同 样大，坚决反对我。” 位于奥克兰的“黑人黑豹党”是继“黑人权力”后的另外一 个黑人组织，它激进但不排斥白人。因为该党一年前脱胎于奥克 兰街头的帮会，因此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警察在贫民区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