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Dignity of eath and Respect for life 义的死亡的尊严。第四类是“基于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的正面接受”,这类 末期患者都有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哲理智慧或高度精神性信念(如人类 爱、宇宙爱信念),不但能像第三类那样,死得自然而心平气和,同时由于抱 有这样的信念信仰,故有安身立命之感,反映出理想条件意义的死亡的尊 严。就外表上看,第三类与第四类难于分辨;但就内在精神而言,二者差别 极大。譬如具有道家哲理的第四类末期患者,不仅仅把人的死亡看成如同 春天花开、秋日叶落那样的自然现象,而且还能进一步以自然无为的“生死 如”的智慧,深化死亡的“接受”为安身立命的道理表现。无论如何,只有 第三类与第四类“接受”方式彰显了“死亡的尊严”品质,极具宗教学与临终 精神医学的真实意义。 以上简介的五阶段模型,基本上以描叙末期患者的负面精神状态为主 这不等于说,库布勒·罗斯完全忽略了患者积极正面的心理表现。她特别 划出一章讨论“希望”,认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等负面心理不会持 久,但患者抱有的“希望”则多半自始至终一直持续,即使不太乐观的患者都 会怀着一点希望。譬如希望明天医生会告诉他(她)刚有新药出厂,他(她) 的病症很有可能救治,因此不应气馁,反而应该振作起来,继续奋斗到最后 一分钟。库布勒·罗斯强调“希望”的精神性意义,即使无法救治,带有希望 的绝症患者也不会那么痛苦。如果患者不再抱有希望,这就表示他(她)已 经放弃自己,等待死亡的来临。 库布勒·罗斯在这里只谈及患者自己感到仍有救治可能的“希望”,这 一希望只具有临终精神医学的意义。从宗教学的观点去观察,还可以分出 另一种关涉“死后生命"( life after death)或“终极真实”( ultimate reality truth)的纯精神性意义的“希望”,上述第四类“接受”方式与这类“希望”关 系最密切。尤其是对于具有坚固宗教信仰(如耶教、印度教或净土宗等佛教 信仰)的绝症患者,这类“希望”是维持死亡的尊严品质的精神保证。在偏重 哲理性生死智慧的儒家、道家、禅宗等,则不谈这类“希望”,多以“安身立 命”、“与道玄同”、“开悟解脱”等语表示,就死亡的尊严而言,同样具有精神 应用的成效,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有趣的是,库布勒·罗斯在结尾一章作 了以下的观察:“具有宗教的(末期)患者,似与不具有宗教的(末期患者)无 甚差异。我们之所以难于判定其中的任何差异,乃是因为我们还未明确界
g研 死亡的尊严3 定具有宗教的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能够说的是,我们(在末期患者之 中)发现具有内在信仰的真实宗教徒占极少数。这极少数人有信仰来帮助 他们,与那些也属于少数的无神论(末期)患者相比,可谓旗鼓相当。这两类 少数患者之外的多半患者,虽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但仍不足以帮助他 们免于心理冲突与恐惧。” 库布勒·罗斯这里所作的观察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实有宗教学与临 终精神医学的深刻意义。她的观察所蕴涵的一点是:一大半人“平常不烧 香”,直到患上绝症而变成末期患者之时才赶紧“临时抱佛脚”。或者“平常 烧香”的次数并不多,宗教信仰并不太坚固,因此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仍摇 摇摆摆,宗教信仰没有什么效用。第二点是,不信宗教。不属任何教会的 无神论”末期患者(其实应该包括不谈上帝,但具有人类爱、宇宙爱等高度 精神,或哲理性生死智慧的儒家、道家、禅家等类人),在最后关头表现出来 的死亡的尊严绝不亚于具有坚固不拔的宗教信仰的末期患者。这些(第四 类的)末期患者的实存主体,都能呈现出本然的、真实的( authentic and true) 内在宗教性或精神性( inner religiosity or spirituality)。这对我们未来的宗教 学与临终精神医学研究很有启迪作用。 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模型建构,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并未经过一 番修正,从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去重新考察,有几点值得我们商榷。第 由于医药科技的高度改善,癌症等严重病症的探测诊断已极精确可靠,加上 一般人对于医学信息的理解也大大增加,如今绝症患者听到患有绝症而立 即自我“否认”的,恐怕为数不会太多。 第二,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模型,是基于她在芝加哥的医院探访200 位以上的末期患者,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聆听他们的直接谈话而建构的。 但以芝加哥一带的200多位末期患者的经验与谈话,是否就能建构出“放诸 四海而皆准”的末期患者精神状态模型?如果我们在台北或东京也对数百 位末期患者进行探访、对谈、观察,记录下来他们的亲身经验,是否也会获得 与库布勒·罗斯五阶段模型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对此我是不无疑问的。东 亚地区的人民所受的社会教育、文化熏陶等等,不同于强调个人主义本位的 美国人民,中国或日本的末期患者恐怕不至于向医护人员或家属友朋直接 发泄怒气或怨恨,更不用说(与上帝)“讨价还价”(耶教信徒在东亚还是少 35还2
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Dignity of eath and Respect for life 数,且不说库布勒·罗斯也承认“讨价还价”并非普遍现象)。由此看来,库 布勒·罗斯的模型,恐怕较适用于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 模式的特殊地区(如美国),但在东亚一带恐难适用。 第三,库布勒·罗斯的模型自始至终以负面精神状态的记述为主,虽也 另外提到“希望”,却未对于绝症患者的积极正面与消极负面的双重精神状 态,进行宏观的考察。就算我们同意绝症患者的精神状态经历五个(或几 个)阶段,我们在各个阶段应可看到正面心理(如对家人表示爱心与谢意、对 于护士的在旁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等等)与负面心理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 现象,恐怕不是库布勒·罗斯所描叙的那么平板简单。 第四,不但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对于末期患者的精神状态有 特定的不同的影响,即使在同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下长大的末期患者, 由于他们的气质、性格、教育背景、生活信念、人生理想、工作环境等各自不 同,我们恐怕很难找到足以客观地反映所有末期患者各自不同的正负双重 精神状态的统一模型。譬如教育程度不高而想法单纯的人,听到自己患有 绝症之时,或许会产生即刻“否认”的负面心理;平素极有专业训练、知识丰 富的大学教授或医药人员,如果听到自己患有绝症,多半很难当下“否认”。 又如性格温和而一向关怀别人的患者,也不太可能(在第二阶段)表示愤怒 或怨恨,这与一向享受个人自由而脾气又坏的末期患者的心理表现,必定会 有不同。 第五,就算库布勒·罗斯的五阶段模型在1969年有效,大体上符合那时 的末期患者的实际精神状态,但是二十多年来经过死亡教育的推广,越来越 多的人们(包括日本等地)对于这一模型已有相当知识,这些受过死亡教育 的人们一旦变成末期患者,他们还会很简单地重复表现这一模型所记述的 五阶段精神状态吗?会不会由于知识的加强,而产生一股新的精神力量,使 他们一旦变成末期患者,就能够克服这一模型所记述的那些反面精神状态 呢?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作为死亡教育的学生与老师(教学相长),我深深 感到,(死亡)教育确能把大家训练得更坚强,更有力量,在“大难”(即绝症) 来临之时也就较有能力应付自己的精神问题。如果不然,则死亡教育的意 义也就大减,不值得一谈了。基于以上考查,我认为库布勒·罗斯当年建构 的五阶段模型,在时隔二十多年的今天,实有大大修正补充的必要,这当然 A题36(2
二死亡的尊严 毫不减损这一模型抛砖引玉的开拓之功。下面将要讨论的几章,或许能够 提供给我们一些有关的资料。 N级3托尔斯泰小说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 的启蒙意义 任何读过19世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日记与传记(不计其数)的读 者都知道,西方文学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惧怕死亡,也没有 一个作家像他那样自幼幻想死亡(情状),凝视死亡(真相),并想尽办法超克 死亡。他在1884年完成的“死亡文学”的不朽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便 是显著的例证。这一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1881年一位法官濒死之前,针对 往逝的生命历程自我总结与评价的真实故事。托尔斯泰经由夫人的转述得 知此事,大大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与灵感。我们可以说,《伊凡·伊里奇之 死》虽取材于那位俄国法官的生死挣扎,实质上却反映着托尔斯泰自己多次 有关生死问题的亲自体验,充分彰显了他日后在《艺术论》( What Is Art?)中 所极力标榜的“艺术为人生”( art for life' s sake)立场。总之,这一中篇小说 是托尔斯泰为了超越生死大关,而获得终身不渝的宗教与道德的根本改信 之后,首次发表出来的力作。从此以后,他的一切作品(包括第三部长篇小 说《复活》与《艺术论》在内)全然抹去纯文艺色彩,只为耶教的博爱主义与 道德的社会主义服务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出版之后不久,著名作家斯塔索夫( Stasov)函告托 尔斯泰说,他从未读过如此精彩的杰作:“人间还未产生过这样伟大的创作。 与你这篇70页左右的作品相比,其他一切作品就未免显得无足轻重了。”作 曲家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也在日记中写道:“我刚读完《伊凡·伊里奇 之死》,因而更加确信托尔斯泰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作家。”由此可见《伊凡 伊里奇之死》的文学成就之高,尤其在“死亡文学”这一领域里,无疑是首屈 一指的最高成就。1880年威尔( Robert Weir)教授所编成的《文学中的死 亡》( Death in Literature),就在结论部分专门收录了这一篇作品,可见它的现 代意义与文学价值。它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是“死亡学”与临终精神医学研 究以及“死亡教育”经常使用的不可或缺的阅读资料。我们如果细读《伊
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Dignity of Death and Respect for life 凡·伊里奇之死》,则不难发现,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淋漓尽致—如伊凡 对医生的不信任,对上帝的“埋怨”,对妻女外出的嫉妒与愤恨,绝望无助的 孤离感,在生命尽头对于死亡的“接受”等等,已经预见了库布勒·罗斯医师 观察所得的心理反应及其阶段之种种,实在令人叹赏不已。 《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文学创作与哲学思想层面,也预见了20世纪两 次世界大战以来,盛极一时的欧洲实存主义(或称存在主义)的思想胎动与 探索问题的主要趋向;并与后起之秀陀斯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的《卡拉 马佐夫兄弟们》( 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名著相互辉映,构成实存主义文 学的先驱典范之作,可以说对于整个现代实存主义文学运动的酝酿与发展, 极尽开拓之功。再者,我们知道,“实存(兼涵现实存在与真实存在二义)” ( existence)、“实存的抉择”( existential choice)、(生死关头的)“极限境况” ( the border- situation)、“实存的本然性或真实性”(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实存的非本然性”( existential inauthenticity)、“存在的勇气”( the courage to be)等实存主义的惯用概念,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由海德格尔(Hei degger)雅斯培( Jaspers)、萨特( Sartre)、田立克( Tillich)等人的哲学探索而 逐渐形成的。这些概念今天已是现代西方思潮方面的一般常识或口头禅。 但是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居然能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小说体裁,步步 挖掘人在面临死亡(极限境况)之时显现出来的实存意识(不论是真实本然 性的或非本然性的),实在不能不令人叹服他那生来独特的生死体验,犀利 无比的心理描写与实存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以及呼应20世纪实存主 义思潮的(新)时代预感。譬如海德格尔在划时代的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 中所作的关涉生死问题的人的存在分析,多半可在半个世纪以前问世的《伊 凡·伊里奇之死》中,找到实存文学的线索或例证。事实上,海德格尔在书 中附注提到了这篇作品的重要性,可见它对海德格尔的“死亡”讨论极有 影响。 表面上看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情节与结构都很简单,而故事的展 开也多半平铺直叙,没有复杂的曲折。因此,缺乏“创造地阅读”能力的普通 读者,容易误认为这篇作品平淡无奇,不过如此,而完全忽略其中的深意。 其实,托尔斯泰善用他那平生最擅长的白描手法与写实笔调,所刻画出来的 人际关系与人间形象,以及所透视出来的(主要登场人物的)心理反应、(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