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2007年第4 让他警醒的比正面告诫他的还要多。章氏后来自称“桷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 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①所谓“不能研究文字”就是戴震所不齿的“不曾识 字”,章氏之“善自度”,②正离不开有戴震那样的典型在那里树着,从而知所趋避。是“不能” 也,非不屑也!此后章氏对“研究文字”再无少年时代那“攻排训诂,驰鹜空虚”的轻狂,③即 使日后对戴震这类观点的抨击也只是着眼于不能如此霸权凛然地“以此概人”而已。④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终于踌躇满志地吐露了“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的著述近 况。⑤这年八月,他已“裒集所著《文史通义》,其已定者,得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⑥次年 春天,章氏又抒发其撰著之志云:“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 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⑦众所周知,章氏所谓“校雠之 学”乃是非常郑重的用语,与当时学者所称的“目录之学”是界限森严的。⑧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 二十日章学诚写给钱大昕的信《上晓微学士书》我们可以窥见其草创《文史通义》的撰述“大旨”,⑨ 也就是几年来他“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的核心思想。此书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上承郑樵⑩而又 ①章学诚:《与钱献之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93页 ②参见章学诚:《家书二》,《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7页。 ③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0页 ④参见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7页 ⑤章学诚:《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53页 ⑥章学诚:《上慕堂光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60页 ⑦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⑧章学诚在《信摭》中对“校雠之学”与时人所谓“目录之学”的分别观,详见《章学诚遗书》,第367 ⑨近来余英时与陈祖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章氏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余英时的 《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至少有两个论断是发人深省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此文首先纠正了自胡 适以来,认为《文史通义·内篇》作于《校雠通义》之前的观点,证明《校雠通义》不但成书在前 而且《文史通义》正是建于其上的七宝楼台。其次,此文还论证了“文史通义”一词有广狭二义。在 早期是笼统地包括章氏的所有著作,到后来才狭义地指今本《文史通义》。为此他还大致以乾隆四十八 年为界划分章氏学术发展阶段的前后两期,并且认为“他的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后期偏于“文 史’”。(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60-180页)余氏看法颇为精当,非常有助于深化对章 学诚学术发展过程的历史理解。然其可商之处也有两点,其一是关于“校雠”、“文史”前后期之分界 过于规整,事实上,正如本文所展现的,这两方面在章氏那里乃是齐头并进而联成一体的。其二,因 对《上辛楣宫詹书》没有做出更精准的系年,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利用收在《章学诚遗书》之外 的《上晓徵学士书》,从而将《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提到的“辛楣先生候牍”,其实应是《上 晓徵学士书》,而误为《上辛楣宫詹书》。关键文献的误置,遗憾地减损了该文的论证力度。而陈祖武 《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一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陈氏不唯考证出《上辛楣宫詹书》确切系年应 为嘉庆三年戊午(1798),时章氏61岁,而且确证了下述重要事实:“章实斋乾隆三十七年所致钱竹汀 书(此年即1772,时章氏35岁;此书即“辛楣先生候牍”—引者),应为《大公报》1946年11月6 日刊布之《上晓徵学士书》,而非今本《章氏遗书》所录《上辛楣宫詹书》。”(见陈祖武:《章实斋集外 佚札二通考证》,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关于学术界对《上晓徵学士书》与《上辛楣宫詹书》这两封重 要书信的研究情况,并请参见梁继红《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收入中国历 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上 晓徵学士书》系年之确定的重大意义,在于为我们了解章学诚早期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根据 ⑩章学诚《文集》有云:“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 尔)”,乃自道其学所本之一端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91994-2(0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rtp://www.cnki.net
让他警醒的比正面告诫他的还要多。章氏后来自称“觕通大义 , 不能研究文字 , 自以意之所至 , 而侈谈班、刘述业 , 欲以疏别著述渊源”, ① 所谓“不能研究文字”就是戴震所不齿的“不曾识 字”, 章氏之“善自度”, ② 正离不开有戴震那样的典型在那里树着 , 从而知所趋避。是“不能” 也 , 非不屑也 ! 此后章氏对“研究文字”再无少年时代那“攻排训诂 , 驰骛空虚”的轻狂 , ③ 即 使日后对戴震这类观点的抨击也只是着眼于不能如此霸权凛然地“以此概人”而已。④ 乾隆三十七年 , 章学诚终于踌躇满志地吐露了“斟酌艺林 , 作为《文史通义》”的著述近 况。⑤ 这年八月 , 他已“裒集所著《文史通义》, 其已定者 , 得内篇五 , 外篇二十有二”。⑥ 次年 春天 , 章氏又抒发其撰著之志云 :“思敛精神 , 为校雠之学 , 上探班、刘 , 溯源官礼 ; 下该《雕 龙》、《史通》, 甄别名实 , 品藻流别 , 为《文史通义》一书。”⑦ 众所周知 , 章氏所谓“校雠之 学”乃是非常郑重的用语 , 与当时学者所称的“目录之学”是界限森严的。⑧ 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 二十日章学诚写给钱大昕的信《上晓徵学士书》,我们可以窥见其草创《文史通义》的撰述“大旨”, ⑨ 也就是几年来他“思敛精神 , 为校雠之学”的核心思想。此书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上承郑樵 λυ而又 · 86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章学诚 :《与钱献之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793 页。 参见章学诚 :《家书二》,《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817 页。 章学诚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800 页。 参见章学诚 :《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807 页。 章学诚 :《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753 页。 章学诚 :《上慕堂光禄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660 页。 章学诚 :《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706 页。 章学诚在《信摭》中对“校雠之学”与时人所谓“目录之学”的分别观 , 详见《章学诚遗书》, 第 367 页。 近来余英时与陈祖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章氏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余英时的 《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 , 至少有两个论断是发人深省的。诚如他自己所说 , 此文首先纠正了自胡 适以来 , 认为《文史通义 ·内篇》作于《校雠通义》之前的观点 , 证明《校雠通义》不但成书在前 , 而且《文史通义》正是建于其上的七宝楼台。其次 , 此文还论证了“文史通义”一词有广狭二义。在 早期是笼统地包括章氏的所有著作 , 到后来才狭义地指今本《文史通义》。为此他还大致以乾隆四十八 年为界划分章氏学术发展阶段的前后两期 , 并且认为“他的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 后期偏于‘文 史’”。(参见余英时 : 《论戴震与章学诚》, 第 160 —180 页) 余氏看法颇为精当 , 非常有助于深化对章 学诚学术发展过程的历史理解。然其可商之处也有两点 , 其一是关于“校雠”、“文史”前后期之分界 过于规整 , 事实上 , 正如本文所展现的 , 这两方面在章氏那里乃是齐头并进而联成一体的。其二 , 因 对《上辛楣宫詹书》没有做出更精准的系年 ,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 , 没有利用收在《章学诚遗书》之外 的《上晓徵学士书》, 从而将《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提到的“辛楣先生候牍”, 其实应是《上 晓徵学士书》, 而误为《上辛楣宫詹书》。关键文献的误置 , 遗憾地减损了该文的论证力度。而陈祖武 《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一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陈氏不唯考证出《上辛楣宫詹书》确切系年应 为嘉庆三年戊午 (1798) , 时章氏 61 岁 , 而且确证了下述重要事实 :“章实斋乾隆三十七年所致钱竹汀 书 (此年即 1772 , 时章氏 35 岁 ; 此书即“辛楣先生候牍” ———引者) , 应为《大公报》1946 年 11 月 6 日刊布之《上晓徵学士书》, 而非今本《章氏遗书》所录《上辛楣宫詹书》。”(见陈祖武 :《章实斋集外 佚札二通考证》, 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 3 集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4 年) 关于学术界对《上晓徵学士书》与《上辛楣宫詹书》这两封重 要书信的研究情况 , 并请参见梁继红《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 (收入中国历 史文献研究会编 :《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4 年 , 第211页)《上 晓徵学士书》系年之确定的重大意义 , 在于为我们了解章学诚早期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根据。 章学诚《文集》有云 :“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 , 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 (郑樵盖尝云 尔) ”, 乃自道其学所本之一端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 319 页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大加发展了的校雠学观点:“古人之学,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也 可见其别出心裁的取径与见解:“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 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即所谓“上探班、刘,溯源官礼”,“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 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 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里第一次说明了《文史通义》的撰著旨趣与体例。章氏 还认为:“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他对图 书分类由《七略》六分法而流为“四库”四部分类法的尖锐批评,在此也引出端绪。他对“向、 歆之业不传”、“校雠之失传”更是反复致其感慨。① 上述基本见解的获致,使得章学诚不胜其“颇用自赏”之情,②所以选了最得意的“内篇三 首”,向“慕堂光禄(曹学闵)”、“辛楣先生(钱大昕)”、“严冬友侍读(严长明)”求教,但结 果并不理想,“《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③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见解既不为师友所许可,亦与朝廷之功令格格不入。就在章氏学 术初长成之际,朝廷开设了四库馆。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章学诚的业师朱筠,奏请 访求遗书,建议开馆校书。④这个折子为四库馆创意之始,胡适推测“此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 与闻。”⑤此无确据,理或然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折所拟办法四条之一的“著录校雠,当并重 也”与章氏之见意虽相通,而细目颇有距离。此折提出的群书分类原则是:“或依《七略》,或 准四部”,⑥也许是既为下臣拟议,当俟大臣讨论圣上钦定,不便过于决绝,但此处显为两可之 说、未定之见,与章氏致钱大昕的信中力主《七略》、《汉志》之说大相径庭。⑦乾隆三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清廷开馆校核《永乐大典》,高宗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 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一主《七略》 一主四库(部),其不合也必矣!此谕可以说注定了章学诚难逃日后寂寞的命运 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第二年,执著而自信的章学诚就将上述想法又“推行”到《和州志》 上去了。真是愈挫而愈奋,在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月所写的《〈和州志·志隅〉自叙》中,章氏 直抒胸臆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然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 通义》所为作也……呼!迁、固、向、歆不可作矣。诚得如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而 ①参见章学诚:《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8-651页 ②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③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④《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 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21页。 ⑤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第16页;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周康燮主编:《章实 斋先生年谱汇编》,第198页。胡适将此事系于乾隆三十六年,而姚名达系于乾隆三十八年,均误 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21页。 ⑦上文提到章氏在27岁时已有“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的想法,同年略后或次年《修 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议征文”一条,进一步主张“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 汇,删芜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见《文史通义新 编新注》第840、857页)章氏一以《七略》为归之志愈益坚定,而其“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的准备 也是由来已久 ⑧参见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01994-2007chinaAcademicJourm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itp://www.cnki.net
大加发展了的校雠学观点 : “古人之学 , 各有师法 , 法具于官 , 官守其书 , 因以世传其业。”也 可见其别出心裁的取径与见解 : “故今之学士 , 有志究三代之盛 , 而溯源官礼 , 纲维古今大学术 者 , 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即所谓“上探班、刘 , 溯源官礼”, “故比者校雠其书 , 申明微 旨 , 又取古今载籍 , 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 , 为之商榷利病 , 讨论得失 , 拟为《文史通 义》一书。分内外杂篇 , 成一家言。”这里第一次说明了《文史通义》的撰著旨趣与体例。章氏 还认为 :“学术之歧 , 始于晋人文集 , 著录之舛 , 始于梁代《七录》, 而唐人四库因之”, 他对图 书分类由《七略》六分法而流为“四库”四部分类法的尖锐批评 , 在此也引出端绪。他对“向、 歆之业不传”、“校雠之失传”更是反复致其感慨。① 上述基本见解的获致 , 使得章学诚不胜其“颇用自赏”之情 , ② 所以选了最得意的“内篇三 首”, 向“慕堂光禄 (曹学闵) ”、“辛楣先生 (钱大昕) ”、“严冬友侍读 (严长明) ”求教 , 但结 果并不理想 ,“《通义》示人 , 而人犹疑信参之”。③ 值得注意的是 , 章学诚的见解既不为师友所许可 , 亦与朝廷之功令格格不入。就在章氏学 术初长成之际 , 朝廷开设了四库馆。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章学诚的业师朱筠 , 奏请 访求遗书 , 建议开馆校书。④ 这个折子为四库馆创意之始 , 胡适推测“此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 与闻。”⑤ 此无确据 , 理或然也。值得注意的是 , 此折所拟办法四条之一的“著录校雠 , 当并重 也”与章氏之见意虽相通 , 而细目颇有距离。此折提出的群书分类原则是 : “或依《七略》, 或 准四部”, ⑥ 也许是既为下臣拟议 , 当俟大臣讨论圣上钦定 , 不便过于决绝 , 但此处显为两可之 说、未定之见 , 与章氏致钱大昕的信中力主《七略》、《汉志》之说大相径庭。⑦ 乾隆三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 , 清廷开馆校核《永乐大典》, 高宗确定他日采录成编 , 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 : “朕意从来四库书目 , 以经、史、子、集为纲领 , 裒辑分储 , 实古今不易之法。”⑧ 一主《七略》, 一主四库 (部) , 其不合也必矣 ! 此谕可以说注定了章学诚难逃日后寂寞的命运。 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 , 第二年 , 执著而自信的章学诚就将上述想法又“推行”到《和州志》 上去了。真是愈挫而愈奋 , 在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月所写的《〈和州志 ·志隅〉自叙》中 , 章氏 直抒胸臆 : 获麟而后 , 迁、固极著作之能 , 向、歆尽条别之理 , 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 ……然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 ; 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 ; 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 此予《文史 通义》所为作也 ……呜呼 ! 迁、固、向、歆不可作矣。诚得如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而 · 96 ·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章学诚 :《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648 —651 页。 章学诚 :《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706 页。 章学诚 :《〈和州志 ·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887 页。 《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 案》上册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20 —21 页。 胡适 :《章实斋先生年谱》, 第 16 页 ; 胡适著 , 姚名达订补 : 《章实斋先生年谱》, 周康燮主编 : 《章实 斋先生年谱汇编》, 第 198 页。胡适将此事系于乾隆三十六年 , 而姚名达系于乾隆三十八年 , 均误。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 , 第 21 页。 上文提到章氏在 27 岁时已有“夫既志艺文 , 当仿三通、《七略》之意”的想法 , 同年略后或次年《修 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议征文”一条 , 进一步主张“今拟更定凡例 , 一仿班《志》、刘《略》, 标分部 汇 , 删芜撷秀 , 跋其端委 , 自勒一考 , 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 , 斯则有裨文献耳。” (见《文史通义新 编新注》第 840、857 页) 章氏一以《七略》为归之志愈益坚定 , 而其“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的准备 也是由来已久。 参见陈祖武、朱彤窗 :《乾嘉学术编年》,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225 页
历史研究 207年第4期 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 以昌明。①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所师法的古人,决不 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几,而必欲由“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上攀迁、固、向 歆而追本孔夫子。所谓“《春秋》经世之学”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进一步明确其旨 趣,“著作之能”与“条理之别”,虽各有侧重,实相济为功,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 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②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 学。③至此,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如影随 形,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境地。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其叙六艺百家,悉惟本 于古人官守,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④可见在草创之处,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 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因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他们是将“九流”(即此函所谓“百 家”)“本于古人官守”,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并没有将 “六艺”“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过他当时也许认为自己的见解不过本于向、歆父子而向前推原 而来,故不必视为己出。 章学诚在《和州志》中则大大发挥《上晓徵学士书》已经引出端绪的推原“三代”学术的 看法:“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⑤而六经为掌故之 典型,从而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 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 志),《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孔子删定,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 作。故六艺为经,群书为传 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六经皆属掌故 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 此说明确界定六经的性质为政府官书,渊源于官司职掌,并以孔子“述而不作”之论证明之。 诚如学者指出的,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中贯彻了当时的学术主张而用了《七略》 的分类体系,不过,此后他所编其他的地方艺文志和《史籍考》时却都放弃了这样的做法,把 复古”改为“宗刘”,把“宗刘”解释为宗师刘氏父子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建立新的分 类体系,而不是回到《七略》六分的分类形式,即“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 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⑦而循此方法校雠出来的基本看法,愈出而愈进,关于六经之见解, ①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②《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7页 ③比如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所谓“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 657页);《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所谓“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以谓向、歆以后,校雠绝 学失传,区区略有窥测”以及“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 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93、398页),等等。《与陈鉴亭论学》 写在《原道》等成熟的重要论著完成之后,其中提道:“《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文史 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可见,也不必将“文史”与“校雠”划分得过于清楚了 ④章学诚:《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8页。 ⑤《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页 ⑥《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8、556页 ⑦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6、190页 91994-2(0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e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与之 , 由识以进之学 , 由学而通乎法 , 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 , 可 以昌明。①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 , 他所师法的古人 , 决不 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几 , 而必欲由“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上攀迁、固、向、 歆而追本孔夫子。所谓“《春秋》经世之学”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进一步明确其旨 趣 , “著作之能”与“条理之别”, 虽各有侧重 , 实相济为功 , 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 , 不可不传 ; 而著录专家 , 不可不立也。”② 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 学。③ 至此 , 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 , 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 , 如影随 形 , 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境地。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 : “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 , 其叙六艺百家 , 悉惟本 于古人官守 , 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④ 可见在草创之处 , 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 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 , 因为从《汉书 ·艺文志》来看 , 他们是将“九流” (即此函所谓“百 家”) “本于古人官守”, 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 并没有将 “六艺”“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过他当时也许认为自己的见解不过本于向、歆父子而向前推原 而来 , 故不必视为己出。 章学诚在《和州志》中则大大发挥《上晓徵学士书》已经引出端绪的推原“三代”学术的 看法 :“三代之盛 , 法具于书 , 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 , 皆出于官师之掌故。”⑤ 而六经为掌故之 典型 , 从而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 : 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 , 《书》、《春秋》掌于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 志) ,《诗》在太师 ,《礼》归宗伯 , 《乐》属司成。孔子删定 , 存先王之旧典 , 所谓述而不 作。故六艺为经 , 群书为传。 不为官师职业所存 , 是为非法 , 虽孔子言礼 , 必访柱下之藏是也 ……六经皆属掌故 , 如《易》藏太卜 ,《诗》在太师之类。⑥ 此说明确界定六经的性质为政府官书 , 渊源于官司职掌 , 并以孔子“述而不作”之论证明之。 诚如学者指出的 , 章学诚在《和州志 ·艺文书》中贯彻了当时的学术主张而采用了《七略》 的分类体系 , 不过 , 此后他所编其他的地方艺文志和《史籍考》时却都放弃了这样的做法 , 把 “复古”改为“宗刘”, 把“宗刘”解释为宗师刘氏父子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 , 重新建立新的分 类体系 , 而不是回到《七略》六分的分类形式 , 即“就四部之成法 , 而能讨论流别 , 以使之恍 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⑦ 而循此方法校雠出来的基本看法 , 愈出而愈进 , 关于六经之见解 , · 07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学诚 :《〈和州志 ·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887 页。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 : 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 第 557 页。 比如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所谓“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 , 盖将有所发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657 页) ;《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所谓“惟文史校雠二事 , 鄙人颇涉藩篱 , 以谓向、歆以后 , 校雠绝 学失传 , 区区略有窥测”以及“鄙人所业 , 文史校雠 , 文史之争义例 , 校雠之辨源流 , 与执事所为考 核疏证之文 , 途辙虽异 , 作用颇同”(《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393、398 页) , 等等。《与陈鉴亭论学》 写在《原道》等成熟的重要论著完成之后 , 其中提道 :“《文史通义》, 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文史 通义新编新注》, 第 717 页) 。可见 , 也不必将“文史”与“校雠”划分得过于清楚了。 章学诚 :《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648 页。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 : 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 第 556 页。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 : 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 第 558、556 页。 参见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6、190 页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是其一也。 上述主张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第一》以及《汉志六艺第十三》等处作了我们所熟知的 系统的阐发。①有学者将《校雠通义》与其最早稿本的抄本—北图所藏朱氏抄本《续通志校雠 略拟稿》进行校勘可知,今三卷本《校雠通义》即是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三年校正后的定本,与 乾隆四十四年写成的原稿仅有文字上的不同,文义上并无多大的差别。这并非以前人们所说经 过了多么严重的修改。今本《校雠通义》与《续通志校雠略拟稿》朱氏抄本在文字上的出入 略如抄本“著录先明大道论三篇”今本《校雠通义》题为“原道”,“四部当宗七略论八篇”今 本题为“宗刘”之类。②是故上述见解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间均未有更张。 撰著于乾隆四十八年的《诗教》,③本上述关于六经的见解,发挥“古无私门之著述”之说 论证“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的观点时,其文有小注曰:“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 论’。”又曰:“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⑤是知章 学诚自己认为早已得关于六经的新见解,并明确规定为“六艺为官礼之遗”之“说”。⑥此说是 章氏立志开拓“(文史)校雠之学”草创“文史通义”之始就欲努力发挥的观点,故于致钱大昕 的信中已隐约见之,复申之于《和州志》之《艺文书》等诸序例,又条理化于《续通志校雠略 拟稿》,即“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乃至《校雠通义》定稿亦承其绪余。而像 《诗教》等《文史通义》之重要篇什无不以此说为立论根据,并不断有新的发挥 但要真正了解“六经皆史”说之如何由章氏“文史校雠”之学所探得,仅仅清查其文献出 处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如何被推拓出来之理路 章学诚在乾隆三十七年给钱大昕的信中就吐露过他的工作纲领:“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 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他对“三代”“官师合 (即“治”“学”合一)的典型“官礼遗意”的向往,显然是受了《汉书·艺文志》本于《七略》 将“九流”十家诸子之学分别溯源于古者某官的做法的启发:“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 而存其六……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 也。”虽然他对《汉志》将阴阳家溯源到羲和之官等具体论断是不满的。他甚至批评说:“诸子 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⑦可见,章氏自己的 六经探源工作是在《汉志》的基础上再往前推得的。《周礼》当然是他悟得“六卿联事之意”、 ①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2-3、75页 ②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92-196页;以及梁继红对前贤之说的修正,梁继 红:《论章学诚校雠理论的发展脉络》,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 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诗教》系年,参见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周康燮主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 第101页 ④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7页。仓修良标点为:“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 明大道论》。”是将《校雠略》与《著录先明大道论》视为可并列的两篇,其实后者为前者之一部分 故改正 ⑤章学诚:《诗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9页 ⑥但是,有的研究成果将章学诚于1788年给孙星衍的信《报孙渊如书》中提到的“愚之所见,以为盈天 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云云,视为章氏初次发表他 的“六经皆史”的新颖见解。此说不确,辨亦详后文 ⑦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4、98-99、46页。 91994-2007ChinaAcademicJOurm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是其一也。 上述主张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第一》以及《汉志六艺第十三》等处作了我们所熟知的 系统的阐发。① 有学者将《校雠通义》与其最早稿本的抄本 ———北图所藏朱氏抄本《续通志校雠 略拟稿》进行校勘可知 , 今三卷本《校雠通义》即是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三年校正后的定本 , 与 乾隆四十四年写成的原稿仅有文字上的不同 , 文义上并无多大的差别。这并非以前人们所说经 过了多么严重的修改。今本《校雠通义》与《续通志校雠略拟稿》朱氏抄本在文字上的出入 , 略如抄本“著录先明大道论三篇”今本《校雠通义》题为“原道”, “四部当宗七略论八篇”今 本题为“宗刘”之类。② 是故上述见解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间均未有更张。 撰著于乾隆四十八年的《诗教》, ③ 本上述关于六经的见解 , 发挥“古无私门之著述”之说 , 论证“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的观点时 , 其文有小注曰 : “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 论’。”④ 又曰 : “六艺为官礼之遗 , 其说亦详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⑤ 是知章 学诚自己认为早已得关于六经的新见解 , 并明确规定为“六艺为官礼之遗”之“说”。⑥ 此说是 章氏立志开拓“ (文史) 校雠之学”草创“文史通义”之始就欲努力发挥的观点 , 故于致钱大昕 的信中已隐约见之 , 复申之于《和州志》之《艺文书》等诸序例 , 又条理化于《续通志校雠略 拟稿》, 即“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 乃至《校雠通义》定稿亦承其绪余。而像 《诗教》等《文史通义》之重要篇什无不以此说为立论根据 , 并不断有新的发挥。 但要真正了解“六经皆史”说之如何由章氏“文史校雠”之学所探得 , 仅仅清查其文献出 处是不够的 , 还必须考察其如何被推拓出来之理路。 章学诚在乾隆三十七年给钱大昕的信中就吐露过他的工作纲领 : “故今之学士 , 有志究三代 之盛 , 而溯源官礼 , 纲维古今大学术者 , 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他对“三代”“官师合一” (即“治”“学”合一) 的典型“官礼遗意”的向往 , 显然是受了《汉书 ·艺文志》本于《七略》 将“九流”十家诸子之学分别溯源于古者某官的做法的启发 : “刘歆《七略》, 班固删其《辑略》 而存其六 ……即此数语窥之 , 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 , 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 也。”虽然他对《汉志》将阴阳家溯源到羲和之官等具体论断是不满的。他甚至批评说 : “诸子 推本古人官守 , 当矣 ; 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 , 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⑦ 可见 , 章氏自己的 六经探源工作是在《汉志》的基础上再往前推得的。《周礼》当然是他悟得“六卿联事之意”、 · 17 ·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2 —3、75 页。 参见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192 —196 页 ; 以及梁继红对前贤之说的修正 , 梁继 红 :《论章学诚校雠理论的发展脉络》, 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 究中心集刊》第 4 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 《诗教》系年 , 参见胡适著 , 姚名达订补 :《章实斋先生年谱》, 周康燮主编 : 《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 第 101 页。 章学诚 :《诗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47 页。仓修良标点为 : “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 明大道论》。”是将《校雠略》与《著录先明大道论》视为可并列的两篇 , 其实后者为前者之一部分 , 故改正。 章学诚 :《诗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第 59 页。 但是 , 有的研究成果将章学诚于 1788 年给孙星衍的信《报孙渊如书》中提到的“愚之所见 , 以为盈天 地间 , 凡涉著作之林 , 皆是史学 , 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云云 , 视为章氏初次发表他 的“六经皆史”的新颖见解。此说不确 , 辨亦详后文。 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4、98 —99、46 页
历史研究 2007年第4 是他所追本的“专官”的文献出处,①在推论思路上则更得益于《庄子·天下篇》,对此,如 《校雠通义》所说:“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 也。②这一句话就把“六艺皆古史之遗”③说的立论之根据地和盘托出了。此外,章氏不时言及 将不幸不见“古人之大体”之类的话,议论之中又充满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慨,在“经 史之大原”问题上,深受《庄子》之启发,这点似无疑问 总之,“六艺为官礼之遗”说,实为章学诚秉承刘氏“向、歆所为《七略》、《别录》以及 班固《汉书·艺文志》推源子学的“校雠”方法,百尺竿头推源六艺,而将《周礼》、《庄子》 等有关文献条理化的心得。就“六经皆史”观念的缘起来说,从章氏自己文字的指示获得认识, 也许比漫无节制的推说要切实一些。④ 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 学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旨趣之探讨似乎到了爱极而厌的地步,以至于有学者言之凿凿 地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六经皆史”说强行分拆开来,并断言:“六经皆史’并非是 章学诚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⑤也有学者力图将关于此说的“现代”诠释与其本意划清界限 “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现代人认为章之六经皆史说 应该如此,而未必能真实反映乾嘉时代章氏的学术思想。”⑥本文不想别树一义以更增一层纠葛 但是,在对“六经皆史”说的本源进行探讨之后,对其基本内涵略作表白似乎也是必须的。为 了准确掌握章氏本人的立论脉络,这里将其大体分为四个层次或者说四个段落加以展开,我们 的关注点不仅放在义理的相关性上,也兼顾到其表述是否紧扣主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方 面 1.作为王官学的六艺:“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著述” 要了解“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就必须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起步 《和州志·艺文书》序列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对“六经”何以为“周官掌故”有明确的交代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 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 ①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3-4页, ②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08-109页 ③“六艺皆古史之遗”为“六经皆史”说的表述之一,见《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第388页。 ④其实,一些学者的看法就颇具启发性。余嘉锡认为:“《隋志》言‘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已开章 氏之先声矣。”但无章学诚自己的文字相应证,只能算作推测之辞而聊备一说。(参见余嘉锡:《目录学 发微》,李学勤、刘国忠、王志平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19%6年,第69页)侯外庐则认识到:“学诚的古代文化史论,大都依据‘天下篇’的道理 ‘天下篇’说道之‘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学诚从而发挥古者无私门著述之学… (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510页)钱穆则认为,章氏以“六经皆史”说为代表的学 问特长在于“从学术史观点来讲学术”,那一套东西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来自浙东学派、阳明之学 我想他特别是从《汉书·艺文志》来,又兼之以郑樵《通志》,而创出了章实斋讨论古代学术一项重 大的创见。”(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53-254页)此说尤为中 肯。从本文的立场来看,余、侯、钱等学者的上述见解与章氏“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颇为符合,比 起别种推论来,更值得重视,但也都不如章氏本人的指点更亲切而顺理成章。 ⑤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119页 ⑥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史学九章》,第313-14页 201994-200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是他所追本的“专官”的文献出处 , ① 在推论思路上则更得益于《庄子 ·天下篇》, 对此 , 如 《校雠通义》所说 : “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 , 则后世经史之大原 也。② 这一句话就把“六艺皆古史之遗”③ 说的立论之根据地和盘托出了。此外 , 章氏不时言及 将不幸不见“古人之大体”之类的话 , 议论之中又充满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慨 , 在“经 史之大原”问题上 , 深受《庄子》之启发 , 这点似无疑问。 总之 ,“六艺为官礼之遗”说 , 实为章学诚秉承刘氏“向、歆所为《七略》、《别录》”以及 班固《汉书 ·艺文志》推源子学的“校雠”方法 , 百尺竿头推源六艺 , 而将《周礼》、《庄子》 等有关文献条理化的心得。就“六经皆史”观念的缘起来说 , 从章氏自己文字的指示获得认识 , 也许比漫无节制的推说要切实一些。④ 二 “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 学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旨趣之探讨似乎到了爱极而厌的地步 , 以至于有学者言之凿凿 地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六经皆史”说强行分拆开来 , 并断言 : “‘六经皆史’并非是 章学诚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⑤ 也有学者力图将关于此说的“现代”诠释与其本意划清界限 : “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 , 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 , 现代人认为章之六经皆史说 应该如此 , 而未必能真实反映乾嘉时代章氏的学术思想。”⑥ 本文不想别树一义以更增一层纠葛。 但是 , 在对“六经皆史”说的本源进行探讨之后 , 对其基本内涵略作表白似乎也是必须的。为 了准确掌握章氏本人的立论脉络 , 这里将其大体分为四个层次或者说四个段落加以展开 , 我们 的关注点不仅放在义理的相关性上 , 也兼顾到其表述是否紧扣主题 ,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方 面。 1. 作为王官学的六艺 :“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著述” 要了解“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 , 就必须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起步。 《和州志 ·艺文书》序列开宗明义第一段话 , 对“六经”何以为“周官掌故”有明确的交代 : 《易》曰 :“上古结绳而治 , 后世圣人 , 易之以书契 , 百官以治 , 万民以察。”夫文字之 原 , 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 , 法具于书 , 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 , 皆出于官师之掌 · 27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3 —4 页。 章学诚著 ,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第 108 —109 页。 “六艺皆古史之遗”为“六经皆史”说的表述之一 , 见《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 第 388 页。 其实 , 一些学者的看法就颇具启发性。余嘉锡认为 :“《隋志》言‘史官既立 , 经籍于是兴焉’, 已开章 氏之先声矣。”但无章学诚自己的文字相应证 , 只能算作推测之辞而聊备一说。(参见余嘉锡 :《目录学 发微》, 李学勤、刘国忠、王志平编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余嘉锡 杨树达卷》, 石家庄 : 河北教育 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69 页) 侯外庐则认识到 : “学诚的古代文化史论 , 大都依据‘天下篇’的道理。 ‘天下篇’说道之‘明而在数度者 , 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学诚从而发挥古者无私门著述之学 ……” (参见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 5 卷 , 第 510 页) 钱穆则认为 , 章氏以“六经皆史”说为代表的学 问特长在于“从学术史观点来讲学术”, 那一套东西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来自浙东学派、阳明之学 , “我想他特别是从《汉书 ·艺文志》来 , 又兼之以郑樵《通志》, 而创出了章实斋讨论古代学术一项重 大的创见。”(参见钱穆 : 《中国史学名著》,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0 年 , 第 253 —254 页) 此说尤为中 肯。从本文的立场来看 , 余、侯、钱等学者的上述见解与章氏“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颇为符合 , 比 起别种推论来 , 更值得重视 , 但也都不如章氏本人的指点更亲切而顺理成章。 梁继红 :《章学诚学术研究》, 第 119 页。 汪荣祖 :《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史学九章》, 第 313 —3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