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发问，既然这种社会结构 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鼓励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 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 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 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 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 于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 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 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 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 一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 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 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在， 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二点。譬 如，神秘的观照(contemplation)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 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 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 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气质(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即力求从一个重 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 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 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 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 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 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 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 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 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 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 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
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发问，既然这种社会结构 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鼓励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 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 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 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 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 于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 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 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 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 一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 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 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在， 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二点。譬 如，神秘的观照（ contemplation ）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 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 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 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气质（ ethos ），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即力求从一个重 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 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 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 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 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 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 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 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 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 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 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
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诚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 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 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 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 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 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 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 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 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 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 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写出了 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科学研 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 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分成 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听 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一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 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 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弥 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 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己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竞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 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 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 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 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 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 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 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 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 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 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写出了 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科学研 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 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分成 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听 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一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 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 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弥 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 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目 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 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 什么例外地可以发见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 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一状况在天主 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 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 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 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 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 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这一事实，也可以部分地归于历史因素。 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 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参与上述的经济职能，一般都要先拥有一定的资本，通 常还需要花许多钱接受教育，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 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 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 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求经济生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 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通 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从经济方面的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来无疑会大大地增强这样一种趋向：即象怀疑一 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来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但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 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 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 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 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正如它 在过去比今日实施得更为有力，现在己得到了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诸民族的宽容，而 在十五世纪初，则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与此相反，加尔文教的 教规，正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十七世 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 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 法。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 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 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又该怎样解释 呢？确实，资产阶级本身在此之前极少一在此之后从未一一有过英雄主义的表现。正如卡 莱尔(Carlyle)不无道理地说过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但进一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 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很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目 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 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 什么例外地可以发见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 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一状况在天主 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 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 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 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 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 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这一事实，也可以部分地归于历史因素。 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 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参与上述的经济职能，一般都要先拥有一定的资本，通 常还需要花许多钱接受教育，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 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 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 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求经济生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 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通 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从经济方面的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来无疑会大大地增强这样一种趋向：即象怀疑一 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来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但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 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 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 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 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 “惩罚异教，宽恕罪人”，正如它 在过去比今日实施得更为有力，现在已得到了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诸民族的宽容，而 在十五世纪初，则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与此相反，加尔文教的 教规，正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十七世 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 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 法。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 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 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又该怎样解释 呢？确实，资产阶级本身在此之前极少——在此之后从未——有过英雄主义的表现。正如卡 莱尔（Carlyle）不无道理地说过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但进一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 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很
多现象却不能这样解释。只需列举以下几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可以发 现天主教徒父母同新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在高等学校中，在校生 和毕业生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般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一事实，的确大半可以 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 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以及毕业于一般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学校的人数比例，比新教徒的 还要更低。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一上面那种解释不能适 用于这一情况，与此相反，这一情况却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一个 原因。 有一个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的熟练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一这是 一个更为令人注目的事实。众所周知，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收熟练工人： 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换言之，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趋于 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 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 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 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的近代经济生活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包 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 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 经济行为。他们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在这一领域来寻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得到满 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政府工作。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无疑正是这样，他们的 经济势力在那里的发展比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加里西亚要快得多。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统治 下的胡格诺教徒，英国的不信国教者和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二千年来一直如 此的犹太人，也都是这样的。然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并未明显地带有这种社会地位所造成 的那种后果。从前，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不管是在他们受到迫害时还是仅仅被宽容 时，他们从未象新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另一方面，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 (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的某些支派)，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 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经 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却从未表现到这 样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 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我们将致力于研究这些宗教以求找出它们所具有的或曾有过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可以 导致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行为。只作表面的分析，只根据一些平常的印象，人们便不免会 这样表述这一差异：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 培养得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这样的解释正符合在判断两个教派时的流行倾向。在新教一 方，这种解释被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真实的或想象的）禁欲理想的根据：天主教方 面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图。最近，一位作家试图这 样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不同态度：“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过 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惊心动魄、担当风险的 生活。俗话说得有趣：‘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 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 实际上，这种想吃得舒服的欲望，虽非全面但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现今德国许多有名无 实的新教徒的行为动机。但事情在过去却大不一样：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 恰恰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极为重要。更有甚者， 法国的新教徒（别处的新教徒亦然）长期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所有加尔文教会毫
多现象却不能这样解释。只需列举以下几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可以发 现天主教徒父母同新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在高等学校中，在校生 和毕业生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般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一事实，的确大半可以 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 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以及毕业于一般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学校的人数比例，比新教徒的 还要更低。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 ——上面那种解释不能适 用于这一情况，与此相反，这一情况却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一个 原因。 有一个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的熟练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 ——这是 一个更为令人注目的事实。众所周知，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收熟练工人； 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换言之，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趋于 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 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 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 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的近代经济生活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包 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 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 经济行为。他们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在这一领域来寻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得到满 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政府工作。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无疑正是这样，他们的 经济势力在那里的发展比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加里西亚要快得多。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统治 下的胡格诺教徒，英国的不信国教者和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二千年来一直如 此的犹太人，也都是这样的。然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并未明显地带有这种社会地位所造成 的那种后果。从前，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不管是在他们受到迫害时还是仅仅被宽容 时，他们从未象新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另一方面，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 （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的某些支派），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 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经 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却从未表现到这 样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 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我们将致力于研究这些宗教以求找出它们所具有的或曾有过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可以 导致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行为。只作表面的分析，只根据一些平常的印象，人们便不免会 这样表述这一差异：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 培养得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这样的解释正符合在判断两个教派时的流行倾向。在新教一 方，这种解释被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真实的或想象的）禁欲理想的根据；天主教方 面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图。最近，一位作家试图这 样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不同态度： “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过 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惊心动魄、担当风险的 生活。俗话说得有趣：‘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 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 实际上，这种想吃得舒服的欲望，虽非全面但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现今德国许多有名无 实的新教徒的行为动机。但事情在过去却大不一样：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 恰恰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极为重要。更有甚者， 法国的新教徒（别处的新教徒亦然）长期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所有加尔文教会毫
无例外地烙上的那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多次宗教斗争的磨难中所烙上的特征。然而（或许， 如同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众所周知，这些特征正是当时法国的工业 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所允许的狭小范围内一直如此。如果我们 可以将这种宗教热忱，这种宗教利益在整个生活行为中的支配地位称做专修来世，那么法国 的加尔文教徒则从过去到现在至少都象北日尔曼的天主教徒一样专修来世（正如宗教是世界 上任何民族至关紧要的事情一样，天主教对后者也无疑是同样的至关紧要)：两者都在各自 的国家里，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相离异，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非常热 衷于生活享乐，而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徒今天都在专心致志于世俗的经 济生活，其上层对宗教则漠不关心。上述比较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是想当然地说天主教 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 问题。以这样一种泛泛的说法来概括两者的区别，不足以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更不足以说 明过去的实际情况。然而，如果有人想以这种区别说明问题，那么另外好几种见解便会同时 出现，并与上述区别结合，提出这种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 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 关系。 事实上，从一种极为表面化的观察出发，看到许许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代 表人物竞出自商业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热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这确实会令人感到 出乎意外。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应，而且正如 阿西西人弗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一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 过程。同样，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中有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罗兹）都出身于牧师家庭，似 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禁欲教养的反应。然而，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 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 身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非是孤立的，这些特征在新教历史上是许多最 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 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法国胡格诺教会（或任何其它新教信仰）很少和某 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息息相关，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经商人员（商人和手艺人）的人数却特别 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有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连 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佩蒂 (William Petty)勋爵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哥 赛因(Gothein)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地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 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决定因素。然而在法国，正如我 们从科尔贝特(Colbert)的斗争所知，甚至在十六世纪时情况就已如此。连奥地利都直接输 入新教徒手艺人，就更不必说其它国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别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的 影响也是最强的：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 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Wupperthal)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 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苏 格兰有博克(Buckle),英国诗人中有济慈(Keats),都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极其有必 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 特别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公 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起过的作用在德国和荷兰便由门诺派承担。在东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 廉一世对门诺教徒手下留情，是因为他们虽然断然不肯服兵役，但对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 的。这只不过是很多能说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
无例外地烙上的那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多次宗教斗争的磨难中所烙上的特征。然而（或许， 如同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众所周知，这些特征正是当时法国的工业 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所允许的狭小范围内一直如此。如果我们 可以将这种宗教热忱，这种宗教利益在整个生活行为中的支配地位称做专修来世，那么法国 的加尔文教徒则从过去到现在至少都象北日尔曼的天主教徒一样专修来世（正如宗教是世界 上任何民族至关紧要的事情一样，天主教对后者也无疑是同样的至关紧要）；两者都在各自 的国家里，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相离异，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非常热 衷于生活享乐，而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徒今天都在专心致志于世俗的经 济生活，其上层对宗教则漠不关心。上述比较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是想当然地说天主教 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 问题。以这样一种泛泛的说法来概括两者的区别，不足以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更不足以说 明过去的实际情况。然而，如果有人想以这种区别说明问题，那么另外好几种见解便会同时 出现，并与上述区别结合，提出这种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 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 关系。 事实上，从一种极为表面化的观察出发，看到许许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代 表人物竟出自商业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热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这确实会令人感到 出乎意外。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应，而且正如 阿西西人弗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一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 过程。同样，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中有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罗兹）都出身于牧师家庭，似 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禁欲教养的反应。然而，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 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 身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非是孤立的，这些特征在新教历史上是许多最 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 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法国胡格诺教会（或任何其它新教信仰）很少和某 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息息相关，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经商人员（商人和手艺人）的人数却特别 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有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连 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佩蒂 （William Petty ）勋爵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哥 赛因（ Gothein ）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地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 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决定因素。然而在法国，正如我 们从科尔贝特（Colbert）的斗争所知，甚至在十六世纪时情况就已如此。连奥地利都直接输 入新教徒手艺人，就更不必说其它国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别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的 影响也是最强的；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 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 Wupperthal ）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 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苏 格兰有博克（Buckle），英国诗人中有济慈（Keats ），都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极其有必 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 特别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公 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起过的作用在德国和荷兰便由门诺派承担。在东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 廉一世对门诺教徒手下留情，是因为他们虽然断然不肯服兵役，但对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 的。这只不过是很多能说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