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任琳、龚伟岸）.pdf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5) 04-000X-00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理论上,迫于体系压力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由于文化、意图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制衡、追随和合作,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本节首先回顾传统战略领域的国家偏好,为分析网络空间战略偏好提供参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策略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2正如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认为的,美国的安全来自制衡战略,即通过在各种力量之间谋求平衡, 遏制敌对和其他不可靠力量。所谓制衡策略就是让这些力量“在彼此的争斗中消耗它们的偏执、暴力和狂热,否则它们也许会用这些来对付我们”“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它们相互毁灭,在自相残杀中筋疲力尽,从而让致力于实现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保有生存下去的可能”。3 (一)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国际体系压力,迫使国家选择权力制衡战略。肯尼思·华尔兹《 enneth waltz) *本研究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安全观视野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项目编号为:14CGJ012)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2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1997, p 165 3享利·基辛格:《凯南的时代》,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11月10日文章。 Suwww.nytimes.com,nOv10th2011,lastaccessedon15febuRary2015

2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5） 04-000X-00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理论上，迫于体系压力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由于文化、意图；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一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制衡、追随和合作，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本节首先回顾传统战略领域的国家偏好，为分析网络空间战略偏好提供参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策略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 2 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的，美国的安全来自制衡战略，即通过在各种力量之间谋求平衡，遏制敌对和其他不可靠力量。所谓制衡策略就是让这些力量“在彼此的争斗中，消耗它们的偏执、暴力和狂热，否则它们也许会用这些来对付我们”“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得它们相互毁灭，在自相残杀中筋疲力尽，从而让致力于实现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保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3 （一）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国际体系压力，迫使国家选择权力制衡战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 本研究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安全观视野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项目编号为：14CGJ012）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2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1997, p. 169. 3 亨利·基辛格：《凯南的时代》，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 年 11 月 10 日文章。参见 www. nytimes.com, Nov10th 2011, last accessed on 15Feburary 2015

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必须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威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每当某一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克制是不可靠的,。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 balance of power)现象一再出现。而“制衡” ing)和遏制权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 balance of power) 而采取的重要策略。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国家都会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制衡而非追随”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在国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曾经归纳了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增加制衡战略的“辐射”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克林顿执政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小布什执政时期,制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即便是实力不及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页。 5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杰克·利维( Jack Levy)认为,均势生成有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参见 Colin Elman,“ 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 Theory,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0-12 7 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28-153; Susan B. Martin, "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r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61-82.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页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一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244页: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2页

3 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必须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威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 4 每当某一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 5 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克制是不可靠的，6 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现象一再出现。而“制衡” （balancing）和遏制权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采取的重要策略。7 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国家都会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制衡而非追随”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 8 在国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经归纳了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 9 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增加制衡战略的“辐射”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克林顿执政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小布什执政时期，制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即便是实力不及 4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5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6-57 页。 6 杰克·利维（Jack Levy）认为，均势生成有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参见 Colin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0-12。 7 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 128-153; Susan B. Martin, “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r: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61-82. 8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9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2-244 页；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的地方也要实现“离岸制衡”。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制衡”战略有所区别,其亚太战略表现为“多层次再平衡”,包括安全领域经济政策和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这在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近年来,在全球公域(极地、海洋、网络和太空)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0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制衡的种类很多,以离岸制衡”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通过制衡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一旦东亚、欧洲陷入安全竞赛,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美国)免于争端的同时,还“隐形”地增加了自身实力。第二,制衡战略可以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第三,产生威慑效果, 震慑潜在挑战者。Ⅱ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均势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 (二)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制衡的缺位( Absence of Balancing)与迟到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1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 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威胁制衡论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Walt)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并非权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沃尔特认为,制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即某个国家或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2期,第49-54页。 Ⅱ1孔小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71-77页 12埃姆雷·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的精致的伪证主义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单个异例的存在并不能证伪理论(证明理论是错误的),反而通过正面启发法对辅助保护带的修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参见匈牙利]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8页

4 的地方也要实现“离岸制衡”。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制衡”战略有所区别，其亚太战略表现为“多层次再平衡”，包括安全领域、经济政策和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这在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近年来，在全球公域（极地、海洋、网络和太空）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0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制衡的种类很多，以 “离岸制衡”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通过制衡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一旦东亚、欧洲陷入安全竞赛，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美国）免于争端的同时，还“隐形”地增加了自身实力。第二，制衡战略可以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第三，产生威慑效果，震慑潜在挑战者。11 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均势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二）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制衡的缺位（Absence of Balancing）与迟到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 12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 1. 威胁制衡论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并非权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沃尔特认为，制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即某个国家或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 10 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第 49-54 页。 11 孔小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71-77 页。 12 埃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精致的伪证主义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单个异例的存在并不能证伪理论（证明理论是错误的），反而通过正面启发法对辅助保护带的修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参见[匈牙利]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58 页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有:权力总量( 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 geographic proximity)、攻击能力( 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 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 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 l. Schweller)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 the status quo bias)。16于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冋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p. 9-13 15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2页京: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一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8、6163页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

5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13 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有：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4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 15 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2. 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以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的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保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the status quo bias）。 16 于是，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角度，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和联盟。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因为现状是其获得好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因此，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选择追随策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17 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同的动机，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而追随是 13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 1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8. See also,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3. 15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16 [美]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38、61-63 页。 17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3 期，第 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