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于是只能按照中文的意思,不由分说地成了某种你我概莫能 外的归宿。 詹明信、哈桑、佛克马等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的 确都是非常重要的学者,而由于他们与我国学者有着这样那样 个人的联系,他们的著作和观点于是就率先被介绍到了国内学 界,但是,他们的学术方向和重点,他们在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 理论地位和实际影响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引用他们 的个人观点时,就应该有一定的辨析,不能一概而论地当作是在 美国、在西方被普遍采纳的共识。詹明信在美国的文化批评领 域可以说是“处于前导地位的理论家”( a leading theorist),他的 许多论点和表述都有一定的原创性,但是,若把眼光扩大到包括 西欧各国在内的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那么公允地说,詹明信的 观点充其量仍只能算是众多理论中的一家之言,在“后现代”问 题上,他与法国、德国、英国的一些重要学者都有不小的分歧。 哈桑的专长是对西方现代派特别是战后先锋派文学的研究,他 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文学问题。他在西方后现代 文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是领先的,但是,当“后现代”和“后现代 主义”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后,他主要从文 学视角归纳出的“后现代主义”,就必须给以某种限定,不能泛泛 地等同于社会文化意义上那个涵盖面更大的“后现代主义”了 而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的佛克马教授,曾著有〈文学 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l984),与伯顿斯、与卡林內斯库( Matei Calinescu)分别选编过《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 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1986)、〈后现代主义探索〉( Exploring Postmodernism,1990)等论文集,他对于梳理西方后现代思潮
特别是梳理西方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好的见解,但在 对于“后现代”的理论定位上,他或许还不能跻身原创性理论家 的行列。 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极其慎 重对待的、重大的理论命题。说它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命题 需要进行非常周密的理论论证,而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牵涉到了 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西方考察社会的理论框架现成地搬来,作为 我们看待问题的认识框架,进而牵涉到了我们究竟要不要有自 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已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 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原则。所以,争 论的焦点并不是“中国有没有出现后现代主义”,因为这样的争 论一开始,争论的双方其实都在认识前提上接受了“后现代主 义”这个本来应是个问题的认识假设。“后现代”、“后现代性”和 “后现代主义”,这些即使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也是作为“问题”提 出来讨论的,那些认定应该作“现代”与“后现代”分期的学者所 列举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对于不同意这种分期的 学者来说则完全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命名。比如詹明信是主张 “后现代”分期的,然耐他却有言在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 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加以运用的东西。这 个概念,如果确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它也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讨论 之后,而不是在讨论之前。 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这是西方学者在 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传统内提出的一个问题。詹明信把“后现 代主义”界定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cultural logic of lat capitalism),即是说,这是对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 的一种研究,在这里,他显然不是把“后现代主义”仅仅当作一种
文学现象和一个文学问题来看待的。而即使从文学切入来界定 “后现代主义”,这“后现代主义”似乎仍打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印 记。例如佛克马,他在专门为《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的中译本 写的序言里就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后现代’这一术 语可作为分析和理解当代文学和思想一至少在欧美是这样 一的一个有用工具”;“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 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 但迄今这一概念仍然毫无例外地几乎仅限于欧美文学界”; “对于这一术语之限于西方世界,也许可作一番解释。后现代作 品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它批判了陈腐的个性和既定 的等级制度。……后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的对无选择性(non selection)技法的偏好,这一点似乎正是十分顺应经济兴盛的形 势。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似乎为自由实验提供了基 础。”很明显,佛克马心目中的“后现代主义”,特指当代欧美流行 的一种文学实验,这种文学实验之所以产生,他认为是有一定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背景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那样一个 阶段,经济富裕到那样一个程度,文学艺术方可能达到某种程度 的超脱。因此,他强调说:“后现代对想象的要求在饥饿贫困的 非洲地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那些仍全力为获得生活必 需品而斗争的地方,这也是不得其所的。”他似乎仍担心中国读 者中有人会对此产生误解,于是在序言结束时又一次强调说: 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 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 当然,佛克马的这种看法也不意味最终的一锤定音。记得 当年我引用这番洋人之言驳斥“中国出现后现代主义”一说,就 曾被嗤为“仰仗外语优势而垄断话语权,很不后现代”。不过,时
至今日我依然相信: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叶徒相 似,而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水土,亦即传统,文 化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学)是不能离开传统来讨论的。我这里完 全不是反对在研究自身文化时对于外来观念的借鉴。我只是想 强调借鉴必须建立在对于对方有一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就 后现代主义”这个具体概念而言,据我很有限的阅读,这个“主 义”本身就涉及面很广,歧义丛生,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现 成移用的。像现在这样把人家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 二三四地一归纳,与我们自己的现当代文学作一番对照,然后轻 易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我很担心,这样 种贴标签的做法会产生种种的副作用,至少会使我国文坛上 那些致力于创新的文学实验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 因此,我觉得我们在搬用“后现代主义”这一套话语之前, 最好还是先来个隔岸观火,多了解一下人家到底说的是什么。 把这个问题大体上搞明白了,再决定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借鉴也 不迟。詹明信不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下资本主义阶段的文 化逻铒”吗?我对这样一个提法颇感兴趣。我们何不就把“后现 代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切入口,着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 来一番从里到外的考察和审视呢?美国新新闻主义小说家汤姆 沃尔夫( Tom Wolfe)曾把光怪陆离的纽约大都会比喻为一头 百足兽,他说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写成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是 个最诱人、但又是最富于挑战性的想法。为什么?因为纽约作 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它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的生动的现实。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是在捕捉这 样一头百足怪兽。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挑战性时,我感到 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三年过去了,我一直在阅读这方面我所能
找到的各种有关的论著和文献。我觉得,考察就必须追根溯源, 所以,我更关注的是人家提出的问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就这些问题是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们的思考 引出了哪些试探性的结论等等。 阅读和思考似乎越来越坚定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后现代” 问题的提出,固然涉及到时代分期问题,然而从根本上说,它更 是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问 题。这显然就成了一个无法找到现成结论的难题。非但没有结 论,任何对问题的回答只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后现代”、“后现 代主义”的问题提出后在西方思想理论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议,人 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反映的是 人在认识自我时的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这正是再正常不 过的了。“我是谁?”这是一个水远没有最终答案、因而也就永远 将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不少人问我,我自己也常常问自己, 究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能不能为“后现代主义”下一个明确 无误的定义,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摆脱那没完没了的争论昵?我 做不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自己的看 法。我的确设法在一个我认为可行的认识层面上对“后现代主 义”作出我自己的理解,而这也正是我把我的这番思考定名为 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的缘故。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因而,在这个问 题上进行思考,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多头并进、此长彼消(或 可读作“扬此抑彼”)的状态。在某一个问题上,你沿着某一个思 路的思考似乎是可行的,在另一个问题上,你沿着另一条思路的 思考似乎也是可行的,然而,这两条思路的思考和通向的结论却 完全可能是相克相消的。这就是解构哲学所面对的“解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