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20年危机 不过是主导大国的愿望，这些大国将其他国家的主权视为实施自已主导 权力的障碍。这样，现实主义就把乌托邦主义的隐性基础揭示出来。对 于一门严肃的科学学科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现实主义 者否定政治理论中存在任何先验内容，并且力图证明所有理论都根植于 实践。这样一来，现实主义者就很容易陷入决定论的窠臼。决定论认 为，理论只不过是对有条件的、预先决定的目的理性化的结果，是现实 的衍生物，理论根本不能改变事物的发展过程。因此，乌托邦主义者把 月的作为椎一的终极事实，而现实主义者则将日的仅仪视为其他事实机 械地派生出来的产物。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将人的意志和人的愿望简单地 化约为机械运动的做法既站不住脚又不能容忍，那么，我们就必须承 认，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改造实践 的作用。政治过程既不像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由因果机械 法则控制的事物发展过程；也不像乌托邦主义者想像的那样，只是一个 将高瞻远瞩的智者意识中产生的理论真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政治学的 基础是承认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存。只有将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 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才能得以实现。 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 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知识分 子”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训练使他们主要依赖先 3验思维，而政府官员则主要依赖经验思维。知识分子自然属子那些希望 使实践符合理论的人群。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思想是由外来力重 决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为所谓的人类行为提供了动因，因此他们 具有领导性的作用。进而，在过去200年里，知识界的世界观受到数学 和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提出一个普遍理论，然后根据这一理论检验具 体领域的事物，这样的步骤被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任何学科的必要基 础和出发点。据此，乌托邦主义坚持首先提出普遍理论，这种观点可以 说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研究政治的典型方法。伍德罗·威尔逊是当今政治 学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在阐释政治学基本原理方面超出了所 有的人…他的政治研究风格…是将自已的意愿建立在普遍且简约的
第二章乌托邦与现实 15 原则之上，避免在具体方法上面纠缠不清”。8有些普遍原侧，比如， “民族自决”、“自由贸易”、或是“集体安全”（所有这些很容易被现实 主义者视为特定条件和特定利益的具体表现)，被当做绝对标准，然后， 根据符合这样的标准还是背离这样的标准来判断政策的优劣。在当代， 知识分子是所有鸟托邦运动的领袖，乌托邦主义对政治进程的贡献也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知识分子的努力。但是，鸟托邦主义的最大缺陷也恰 恰是政治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既对现实认识不清，也意识不到他们自 己的标准是以何种方式根植于现实的。在讨论知识分子在德国政治中的 作用时，迈内克（Meinecke)写道：“他们赋予自己的政治愿望一种纯 正独立的精神，一种哲学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超然于具体利益竞争之14 上的风范…但是，他们对在实际的国家生活中如何获得现实利益的 感觉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很快就从崇高的理想跌落到荒唐和怪癖的 地步。9 人们常常说，与那些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团聚在一起的人比较起 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的约束较少，所以，知识分子无疑具有超出平 常人群的前骗视角。早在1905年，列宁就抨击“知识界的一种陈旧观 念，即知识分子…可以超然于阶级之外”。0最近，这一观点在曼海姆 (Mannheim)博士那里得到了复活。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而 言是无阶级的”，“是不附属于社会的”；“知识界包容了渗透于社会生活 中的所有利益”，因此能够获得较高层次的公正性和客视性。1在某种有 限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观点的任何正确之处都 被它的瀑误之处所抵消。这一谬误之处就是：思想脱离社会民众。而社 会民众的态度恰恰是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是在知识分子发挥 先导作用这一虚幻意识最强的领域，现代知识分子也会发现，他们的处 境往往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当没有战事的时候，士兵们愿意听从指 挥：但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士兵们则会众叛亲离。在德国和其他许多较 小的欧洲国家，I919年的民主宪法是由热心的知识分子编写的，所以 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度的完美。但是，当危机发生之后，这些宪法却无法 使大多数民众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结果，这类宪法在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美国，知识分子在创建国际联盟的活动中起到了主 导作用，其中许多人至今仍然是园联的坚定支持者。美国的民众虽然在 开始的时候似乎也顺从了知识分子的引导，到了关键时刻却反对建立国
16 0年危机 联的主张。在英国，知识分子通过积极热切的宣传，赢得了民众对国联 宪章压倒多数的支持。但是当国联宪章要求人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几届 英国政府却都是按兵不动，因为一旦采取行动，英国民众就要承担由此 5而来的后果。知识分子的抗议在英国也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反应。 e 与知识分子相反，政府官员对待政治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经验 的。政府官员要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的“具体情况”予以处理。他们避 免形成公式化的原则，而是通过一些直觉活动的引导，选择正确的政策 方案。这些直觉不是源于有意识的推理，而是来自多年的实际经验。担 任法国驻国联大会代表的一位官员说：“没有千篇一律的事件。每一个 事件都是不同的。“2政府官员不喜欢理论，他们是实干家。“亲历而后 方明事理”，诸多名将都遵循着这条格言。英国文职官员队伍的卓越成 就部分地是由于官员得心应手地调整心态，以便适应英国政治的经验传 统。完美的政府官员很像英国政治家的公众形象：他们并不拘泥子成文 的法规和庄严的公约，而是遵从先例、顺应直觉、重视感受，由此找到 正确的方法。毫无疑问，这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本身就是受到某种具体观 点的影响，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保守传统。政府官员努力保持现有秩 序，维护传统，并把先例作为“安全”的行动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 的表现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都要明显。因此，政府官员很容易陷入僵死 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官僚体制之中，声称自己谙知什么才是政府机构运 作的适当程序。即便是最聪明的外界人士也不明白这种知识到底是什么 东西。政府官员典型的座右铭是“经验超过科学”。布赖斯(By℃e)写 道：“知识和科学方面的造诣不会使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3这反 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偏见。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想反对一个建议，他就会 说这个建议“学究气太重”。政治智慧来自实践，不是来自理论；来自 官员的实际训练，不是来自明慧的思想。政府官员往往将政治本身作为 目的。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培根(Bacon)都 担任过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对立一直都是存在 16的，只不过以前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在过去0年里，却在一个人们 根本想像不到的领域彰显出来，这就是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9世纪70 年代撰文向德国工人表示祝贺，因为他；“属子世界上最具理论水平的 民族。德国工人保持了这种理论意识，而在德国所谓‘受过教育’的阶
第二章鸟托邦与现实 1 级中，这种理论意识已经丧失殆尽”。他将德国这种良好的状态与英国 工人运动相比较，认为“对所有理论的漠然无视是英国工人运动进展缓 慢的主要原因之一”。440年后，另外一位德国学者证实了恩格斯的论 断。5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成为德同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的惟一指 导思想。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片面的知识发展状况是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 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直到最近儿年，英国劳工运动完全避开理论。现 在，工党中知识分子和工会代表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使工党处于相当 尴尬的境地，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L工会分子往往把知识分子视为乌 托邦式的理论家，缺乏工会运动实际工作的经验。知识分子则指责工会 领导人是官僚分子。苏维埃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充满派别斗争，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布哈林(Bukharin)、加米涅夫(Kamenev)、 拉狄克(Radek)和托洛茨基(Trosky)为代表的“党内知识分子派” 和以列宁(Lenin)、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直到他19l9年去世)和 斯大林(Stalin)为代表的“党的机器”之间的冲突。1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对立 在英国外交领域尤其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乌托邦主义者组 成的民主控制联盟(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他]极力宣传 一种观点：战争之所以爆发，主要是因为在所有国家里职业外交宫控制 了外交事务。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如果“国际事务不是由热衷于自我17 利益的外交官或政治家来解决，面是由不存偏见的科学家来解决，比如 地理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等，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因为这些科 学家对相关问题是有研究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官，在国联系统 里面长期以来深受怀疑。人们认为，如果不让败事有余的外交部门掌控 国际问题，国联就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威尔逊在向 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介绍《盟约》草案的时候说：“人们感到，如果国际 联盟的议事机构仅仅是由代表各国政府的官员组成，世界人民就很难相 信，这些存有偏见的官员不会再犯他们已经犯过的那些错误。”8后来， 塞西尔(Cc1)勋爵在英国下院的发言就更加不客气了。他说： 凭借我自己的经验，恐怕我从巴黎和会只能得出这祥一个结 论：普鲁士思维方式并非仅仅限于德国境内。官员阶层有一个整体 的取向和传统…因此，人们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官员
18!20年危机 的思维取向就是，现实存在的即是正确的19 在第二届国联大会上，塞西尔勋爵呼吁国联所代表的“舆论”反对 “官员阶层”。0在其后的10年里，这样的呼吁经常可以听到。政府官员 同样不信任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对集体安全、世界秩序、全面裁军等主 张的狂热支持。这些东西对政府官员来说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产 物。裁军问题明显地反映了这种观点分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普遍原 则既简单文直白。人们之所以说这样的原则雅以实施，是因为有“专 18家”的阻挠。1对专家来说，普遍原则是毫无意义的空想。军备是否可 以得以削减？如果可以得以削减，那么要削减什么军备？这都是“实 际”问题，只能根据每个实际问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左派和右派 鸟托邦和现实的对立、理论和实践的对立，还类似激进派和保守 派、或者说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对立。当然，如果说具有这些倾向的政党 总是代表了这两种深层的思想意识，那未免有些过分。激进派是当然的 乌托邦主义者，而保守派则是现实主义者。知识分子是理论家，会自然 而然地偏向左派；政府官员是实干家，会自然而然地偏向右派。因此， 右派理论硬乏，苦于缺少思想。左派的最大弱点则是难以将理论付诸实 践。正因为如此，左派往往指责政府官员阻碍理论的实施，但是这一弱点 实在是鸟托邦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纳粹哲学家莫勒·范登·布鲁克 (Moeller van den Bruck)写道：“左派理性，右派精明，2从伯克(Brke) 的时代开始，英国保守主义者一直坚定地反对可以通过政治理论的逻辑 推理推导出政治实战活动的观点。鲍德温(Baldwin)勋爵说：“如若仅 仪遵循三段推论，就会迅速跌人无底深渊。”这段话说明，鲍德温勋爵 拒绝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不但自己这样做，也劝说别人不要这样做。 丘吉尔(ChurchiⅢl)先生也不相信“理论中完美的逻辑”可以赢得英国 选民，4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下院回答丁.党议员批评 的一次讲演中曾经说过一段话，对外交政策的两种不同态度做出了非常 明确的定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