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东汉生死观 会的附属物。观念的变化是为了调整应对新的社会局势,但是观念的 变化本身正可用作观念拥有其自身的生命与历史的很好证据。其次, 如前所述,本文处理的是思想的两个层面。在民间的层面上,我大量使 用了那些作者或甚至若干作者不为我们所知的作品,这种作者的不确 定性使得通过透视他们各自的社会背景来考察观念变得困难起来。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忽视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对观念形成和发展的 重要性,事实上正相反。 史华兹依据他所说的“人们对局势的有意识的反应”重新界定思想 史的焦点,在许多方面是有道理的。就东汉时期我随手能举一个例子 来支持他的观点。王充的《论衡》在现代几乎已获普遍赞誉,它是东汉 思想成就的突出标志之一。现在发现他的许多新观念为公元3世纪重 要的哲学运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论衡》也是最好的一面镜 子,它清楚地反映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此外,王充对他自觉 到的局势的反应决不是消极的,他的反应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王充 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习俗、迷信、 信仰或风气能逃脱他的尖锐批评。只有佛教没有遭到批评,而学者们 已以此作为“默证”来否定公元1世纪或更早佛教已流行于中土的传统 看法。在本文中,我也将《论衡》作为一种主要材料在各种可能的方面 加以引用。因此,将观念尽可能地与其一般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也是这 项研究的目的。在如此做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一个更好的证明自我的 理由。正如前文所述,在思想的低层次上,思想史与社会史非常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任何将它们分开加以研究的企图都会无望地劳而无功且 令人绝望。对此,只要浏览一下一些社会史方面的权威著作就足以 目了然。塞缪尔·迪尔( Samuel Dill)的《从尼禄到马可·奥勒留的罗马社 会》和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衰落》对于各自关注 的时代的观念,特别是民间层面上的观念,都做了富有洞察力与细致的 ① Schwartz i前引文,p.16
东汉生死观 分析。在此方面,它们也可以有相当的理由被视为思想史著作。这两 本书,特别是前者中有关迷信、不朽信仰、宗教等章节和后者有关生死 观的章节,启发了本文的撰写。 我之所以研究生死观,是考虑到这个论题的普遍性。东汉与任何 时代或社会一样,生死问题属于困扰所有人——不论贵贱、贤愚、土俗、 贫富—的具有最普遍意义的极少数问题。人们直接或间接,清楚或 隐晦,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对此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可以相信,通过 周密、细致地分析这些回答,尽管非常模糊,人们或许能够看到该时代 被称为“时代精神”①或“舆论氛围”的东西。②更不用说,所谓的“时代精 神”或“舆论氛围”,从界定上看是一种能感受到却无法捕捉到的难以捉 摸的含混之物。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思想史家认为这是一项特别困难 的工作。此外,如果这种东西存在,它显现于人们生活的几乎各个方 面,因此研究者可以从各个方向去接近它,并用不同的观点去描述它。 当然,下文我要说的只是从更为普遍的观点去理解时代的一种可能方 式 根据我对汉代各种生死观的研究我确信汉代的精神活动的走向 正如洛夫乔伊所界定的,可以简便地概括为“此世性”( this-worldness 在对彼世性与此世性作一般性区别时,洛夫乔伊说: 我所用的“彼世”这一观念,并不指对于未来生命的信仰和关 系念的死后将是什么情况或一腔心思都想着你所希望得到的 欢乐即将来临,那显然是对“此世”恋恋不舍的一种最极端的方式。 如果把“彼世”想象成与“此世”并非截然异类,而是大体相同,则 “彼世”不过是“此世”存有模式的延伸而已。在这一想象中的“彼 世”,将和我们所熟知的“此世”一样,依然是一个由变动、感性、多 ① Hughes前引书,p.8. ② Baumer前引文,p.192 ③ Hughes前引书,p
I.东汉生死观 元与尘缘所共同构成的世界。所不同的只是尘世中的苦略去了, 乐则提升了,以补偿人在生前所遭受的种种挫折罢了。如果人 所向往的“彼世”是这样,那么它在本质上恰恰是对“此世”依恋的 种最极端的表现。① 据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汉代与生死观尤其相关的此世精 神。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人们对于此生的态度。一般来讲,那时人们 对人世具有强烈的依恋感,他们渴望长寿而害怕死亡。此外,他们关心 世俗的事务并受世俗道德的约束,当然,这点在下文还将作进一步的解 释。其次,其来生观念是这个时代此世精神的最好反映。这个时代的 来生观念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成仙而升至天堂,在那里人欲不再遭 受压制;另一种是人性化了的死后世界概念。死肯定是件恐怖之事,但 是当它最终到来时,人们不得不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接受它。但是, 人们并非无所作为,即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将人世延伸到死后世界使 自己得到安慰。无论哪种情况,时人执着于依恋此世的强烈感受的程 度显现得非常鲜明。 不过,汉代的此世精神在不止一个领域清晰可辨。转到思想史的 另一个问题,即思想的高、低层面间互动我们甚至仍可以对此点作进 步的阐明。 我们可以将东汉时期的儒学、民间道教分别视为代表思想的高层 面与低层面,但是,这种一般性的区分需要作一些说明。由于儒学在汉 代已成为国家所崇信的学说,它不仅得到帝国朝廷的支持,而且也不断 得到士人阶层的完善,儒学被视为思想的高层面是容易理解的。确实 并不能简单地用这个事实来表示汉代的儒学仅停留在上层社会。如其 贯所为汉代儒学也意在教化社会下层,因此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以 ① Lovejoy, The Greut Chain of Being,p.24.编译者按:此句原是一长句,结构缭绕,照译甚 难。故请教余先生后最后决定打散原文结构大体依照顺序但又有调整以意译为主,也顾 及了句法和思路
东汉生死观 普及其说教。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尤其当我们联想到西汉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和东汉的《白虎通》这样的正统儒学著作时,将儒学与汉代 有教养的士人联系在一起是有理由的。①另一方面,汉代的民间道教 由于构成非常多元,要确定它是什么相当困难。幸运的是,我们还有 部名为《太平经》的道教经典可以利用,现在一般都认为它包含着一些 有关东汉的材料,并代表了东汉下层民众的思想与感情。下文我们还 将谈到它,现在先让我们简单地假设它是一本民间道教的著作,进而来 考察一下它在此世问题上及其与儒学的关系上的一些基本态度。 《太平经》与其说是关注超离此世而成仙,不如说是专注于世俗事 务,特别是政治,读过它的人普遍为此事实所打动。它劝告人们为帝王 寻找仙药,鼓励有能力者帮助帝王统治帝国。②其政治思想的显著特 点之一,在于它强调德而非罚的重要性,而这显然是借自汉代儒家,特 别是董仲舒的著作。③但是,这只是《太平经》的世俗精神和受儒学影 响的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这一精神以及受惠于儒学是一样的,甚至 更加活跃主动。我仅举数例来说明东汉民间道教徒的一般社会思想。 《太平经》多处强调阳尊阴卑的观念,④众所周知,这个观念是儒家社 会哲学的组成部分,如从《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可见,它尤为汉代儒家 所完善。 更有趣的是儒家所解释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 说。《白虎通》正式提出此说。此后从未受到任何正统儒家的质疑。 然而此说也为道教徒所采纳,只不过以一种相当扭曲的方式。《太平 ①这点在侯外庐的《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法典白虎通义》》文中强调过分,《历 史研究》1956年第5期,页37-58。 ②关于道教,特别是《太平经》的此世精神,余逊在他的《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一文中作 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辅仁学志》卷十一,第1-2期(1942年12月),尤其是页98-107。 ③同上,页18-20。 ④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1900年,页386-389。 ⑤《白虎通》(tr. by tjan),2:559
Ⅰ.东汉生死观 经》反复强调,忠君、孝亲、尊师是三种要培植的最重要的德性。但在 处它明确指出,君臣、父子、师徒构成了所谓的三纲。②此例似乎具 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民间道教并不是不加分辨地照抄儒家的理论教 条,其借用只是满足其自身的目的。甚至以师徒关系取代原先的夫妇 纲在儒学中也有其根源。正如我们所知,儒家师徒关系在汉代极为 紧密,东汉时期部分由于他们日益卷入公共世俗利益,情况更是如此。 在与三纲相关的所有德性中,孝道尤为民间道教所看重,③这只 有依据汉代的历史背景才可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汉代儒家置孝道于诸 德之首,甚至皇帝也不得不培养这一德性。为了普及这一观念,还以孔 子的名义编写了《孝经》。该书对民众一定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连 道教徒也相信它具有免除各种灾祸的神奇力量。《后汉书》中有许多事 例记载读儒家经典甚至能远离盗贼。④一处记载说黄巾道徒起兵后, 黄老道徒向朝廷建议,朝廷无需派兵去镇压叛乱,而应该派一将军北 向读《孝经》,叛乱便会自行消灭。⑤这个例子说明,道教徒受儒家经典 的影响何等深远。另一个涉及《孝经》的奇异故事记载在《后汉纪》里, 据该书,公元190年,两大臣上奏皇帝称读《孝经》后有消灾祛邪的神 奇效果最后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求,每隔几天就令他们两位当面诵《孝 经》。⑥这两位大臣是否与民间道教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 对《孝经》的这种迷信为后来的道教徒所坚持。譬如,5世纪的著名道 教徒顾欢确信《孝经》能使人祛除恶鬼与疾病两者的侵害。⑦ 考虑到这些事实,似乎至少在东汉,民间道教分享了儒家世俗学说 中的大部分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倾向于认为前者只不过是 ①例见《太平经合校》,页73-85,311405-409,55,583-584 ②同上,页427。 ③《太平校》将孝道列为人类所有价值中最为重要者,见同上,页591-594 ④见秋月观瑛:《黄老观念∽系谱》,《东方学》第10期(1955年4月),页6 ⑤《后汉书》卷一百十一,页1 ⑥袁宏:《后汉纪》,万有文库本,卷二十六,页313 ①《南史》,同文书局本,卷七十五,页18b-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