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 一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66]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 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 346 和 348 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注：即彼·科布伦 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__ 一—编者注]，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 民特别关注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 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 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 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 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 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 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 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 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语 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 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 352 号上刊登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 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 12 月 15 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 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 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 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 量资金不说，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 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 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 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 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 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 根到底，报刊的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整体。 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 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 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 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这
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 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 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一一编者 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 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 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 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 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 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 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 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 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 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己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 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 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 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 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 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 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348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2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 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
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注：《莱 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 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编者 注]。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 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 体可以使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 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 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 由，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摆脱了作为 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 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 时，才是例外。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 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 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 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 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上仍未署 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 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 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 348 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 月 12 日寄自摩泽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 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
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 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 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 茨1839年8月31日”字样)，是根据1816年12月24日的法令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 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62号的附页上。训令第 37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 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 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 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 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一一编者 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 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 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 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 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 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 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346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0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 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 烈地欢迎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 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 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 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
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特殊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 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 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 茨 1839 年 8 月 31 日”字样)，是根据 1816 年 12 月 24 日的法令和 1835 年 8 月 18 日的王室 内阁指令颁布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 62 号的附页上。训令第 37 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必须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理费用)的需要， 出售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是标卖，还是全部或部分、无偿或按一定价格 分配给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决定，但应遵守如下规定：燃料用材和家具用材应以实物 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 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注：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编者 注]颁布的训令证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以禁 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 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 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果总督 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 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 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 346 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 月 10 日寄自贝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 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 烈地欢迎去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篇文章 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以前没有被允许 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 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
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 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 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 的，这和报刊在1841年12月24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 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 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 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竞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 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 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 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 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 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己经有了需要， 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 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 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 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 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 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 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 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
下，尽量真诚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 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 12 月 24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激。” 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我认为我 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 的，这和报刊在 1841 年 12 月 24 日王室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 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 比较自由的行动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 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断，究竟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 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 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 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 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 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 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 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 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 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 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 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 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 4 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 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
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 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 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 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 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 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 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约等于0.25一0.34公顷。一一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一1838年) 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 1富特尔等于1000升。一一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 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 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 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 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 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 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 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 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 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 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 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 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 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 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 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
告书中，也统计了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告书，它责成特里尔 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 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 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只把 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 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尔根[注：欧洲各地早先使用 的土地面积单位，1 摩尔根约等于 0.25—0.34 公顷。——编者注]最近十年(1829—1838 年) 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据的： (1)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每富特尔[注：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 1 富特尔等于 1000 升。——编者注]葡萄酒的秋季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查证核 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中收 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量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 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隐瞒真情实况。”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 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断 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 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的评语一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 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 他依据官方材料所做的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承认 地籍簿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的， 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悲惨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已不能用来作为 根据了。 官方发言人：“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中关于最近评定 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 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定收入时，对地 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高，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料，他还是几乎 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查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