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易学与音乐学 黄黎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硏究所福建福州350007~ 墒摘要]汉代《易》学的特色,应首推其独特的“象数”体系,两汉《易》学对于音乐 学的影响,既有义理思想、观念形态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又有象数模式、乐律例则的具体模 式的影响,其中尤其以西汉《易》学家京房依据“卦气″说模式建构起“六十律”的体系 以及东汉《易》学家郑玄以“爻辰”《易》例来解说律吕最具代表性 [关键词]两汉;《易》学;音乐学;京房;六十律;郑玄;爻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yi and Musicology in the Han Dynasties Huang Lixing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Zhouy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most distinct feature of the study of Zhouyi in the Han dynasties is the system of Xiangshu. This feature influences the contemporary musicology. The two convictive examples are Jing Fangs sixty temperaments and Zheng Xuan's'Yaochen that used to explain the temperament Keywords: The Han dynasties, The study of Zhouyi, Musicology, Jing Fang, sixty temperaments Zheng Xuan,‘ Yaochen
1 两汉易学与音乐学 黄黎星 （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易学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7 ） [摘 要] 汉代《易》学的特色，应首推其独特的“象数”体系，两汉《易》学对于音乐 学的影响，既有义理思想、观念形态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又有象数模式、乐律例则的具体模 式的影响，其中尤其以西汉《易》学家京房依据“卦气”说模式建构起“六十律”的体系， 以及东汉《易》学家郑玄以“爻辰”《易》例来解说律吕最具代表性。 [关键词] 两汉；《易》学；音乐学；京房；六十律；郑玄；爻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yi and Musicology in the Han Dynasties Huang Lix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Zhouy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most distinct feature of the study of Zhouyi in the Han dynasties is the system of ‘Xiangshu’. This feature influences the contemporary musicology. The two convictive examples are Jing Fang’s sixty temperaments and Zheng Xuan’s ‘Yaochen’ that used to explain the temperament. Keywords: The Han dynasties, The study of Zhouyi, Musicology, Jing Fang, sixty temperaments, Zheng Xuan, ‘Yaochen’
黄黎星(1965,5——),男,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土后,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院、易学硏究所教授,兼任福建省易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易学 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通讯址:(350007)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 所 一、两汉易学之特色及其对音乐学之介入 两汉近四百年间,是经学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考察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形态,概括 地说,是一种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官立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表征的文化模式,儒家经 典与官立经学,在两汉思想文化领域具有笼罩性影响的地位。综合了帝王之倡导、官学之设 立、风尚之趋赴、儒生之创造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等学 说杂揉配合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便很快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 并且取得了显赫尊崇的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或可以径称为“汉代经学”。两汉之间, 虽经王莽之新朝短暂篡权,但光武帝恢复汉室后,东汉的思想文化发展,大体上仍然沿承着 西汉模式。当然,东汉经学也有自身的某些特点,例如,谶纬之学说更大程度地介入经学体 系,再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胜,而结果是古文经学趋于上风;嗣后,又出现了今古 文相混合的情形,如郑玄、王肃之所为,等等,都是东汉经学有别于西汉经学的特点。两汉 时期,也是作为经学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易》学在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先师黄寿祺教授(六庵先生)曾撰《论易学之门庭》,其论汉代《易》学之大略曰: 秦政焚书,《易》以卜筮幸存,较群经为最无阙。然自西汉以后,经说之最复杂者 亦莫如《易》。盖西汉《易》学之派别,大抵可分为四派:曰“训诂举大谊”,周王孙 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易传》是也;曰“阴阳候灾变”,孟喜、京 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传》是也;曰“章句守师说″,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 学官博士所立以教授者(谨案:此据《汉书艺文志》将孟喜、京房分列两类,章句之学 为正宗,灾变占验则独成一家也。又案:京房受《易》于焦赣,焦氏无章句,故《汉书艺 文志》不著录)是也;日“《十翼》解经意″。费直无章句,专以《孔传》(指《十翼》)
2 ————————————————————— 黄黎星（1965，5——），男，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院、易学研究所教授，兼任福建省易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易学 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通讯址：（350007）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 所 一、两汉易学之特色及其对音乐学之介入 两汉近四百年间，是经学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考察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形态，概括 地说，是一种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官立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表征的文化模式，儒家经 典与官立经学，在两汉思想文化领域具有笼罩性影响的地位。综合了帝王之倡导、官学之设 立、风尚之趋赴、儒生之创造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等学 说杂揉配合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便很快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 并且取得了显赫尊崇的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或可以径称为“汉代经学”。两汉之间， 虽经王莽之新朝短暂篡权，但光武帝恢复汉室后，东汉的思想文化发展，大体上仍然沿承着 西汉模式。当然，东汉经学也有自身的某些特点，例如，谶纬之学说更大程度地介入经学体 系，再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胜，而结果是古文经学趋于上风；嗣后，又出现了今古 文相混合的情形，如郑玄、王肃之所为，等等，都是东汉经学有别于西汉经学的特点。两汉 时期，也是作为经学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易》学在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先师黄寿祺教授（六庵先生）曾撰《论易学之门庭》，其论汉代《易》学之大略曰： 秦政焚书，《易》以卜筮幸存，较群经为最无阙。然自西汉以后，经说之最复杂者， 亦莫如《易》。盖西汉《易》学之派别，大抵可分为四派：曰“训诂举大谊”，周王孙、 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易传》是也；曰“阴阳候灾变”，孟喜、京 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传》是也；曰“章句守师说”，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 学官博士所立以教授者（谨案：此据《汉书·艺文志》将孟喜、京房分列两类，章句之学 为正宗，灾变占验则独成一家也。又案：京房受《易》于焦赣，焦氏无章句，故《汉书·艺 文志》不著录）是也；曰“《十翼》解经意”。费直无章句，专以《孔传》（指《十翼》）
解说,民间所用以传授者是也。其东汉《易》学派别亦有四:曰马融、刘表、宋衷、王 肃、董遇,此皆为《费氏易》作章句者也;(《费氏易》无章句,诸家各为立注。)日郑玄、 荀爽,先治《京氏易》,后参治《费氏易》者也;(郑玄从第五元先通《京氏易》,荀爽从 陈实受樊英句,亦京氏学。)曰虞翻,本治《孟氏易》,杂用《参同契》纳甲之术者也 曰陆绩,专治《京氏易》者也。明乎此,则汉《易》之流派,约略可知。① 本师张善文教授亦曾总结两汉《易》学之特色曰: 就易学在汉代流传情况来看,自田何、杨何之后,众家之说迭起,其派别亦颇为纷 多,有立于学官的“今文《易》学”,有未立于学官而在民间传授的“古文《易》学 有一人兼通两派者,也有一派繁衍为多支者,不一而足。但汉代《易》学的总体特色则 是注重《周易》的“象数”之学。直至东汉末虞翻创立“虞氏《易》,则把汉《易》象 数学推至一个高峰。② 两汉《易》学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周易》的“象数学”,或者说,两汉《易》学是由大为 昌盛的“象数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不少《易》 说与当时盛行的谶纬感应、术数阴阳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汉《易》家所创立的《易》 ①黄寿褀著,黄高宪校注,《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②张善文著,《象数与义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学体例也相当繁杂,例如:“卦气”说的盛行,占筮术的衍扩,“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 方法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卦”“爻辰”等具体条例的运用等等,都对当时及 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 高怀民先生在《两汉易学史》中,曾分析了作为汉代《易》学之主流的象数《易》学兴 盛的原因和形态,说: 新的象数易与旧有的儒门易相较,是一张全然不同的面孔,一登场,立刻为易学带 来了新奇与生气,十二消息、六日七分、纳甲、爻辰、飞伏、互体等等,都是前所未有 的新名目,更加上迎合占验灾异的时代人心,于是不旋踵之间,象数易便风靡于世
3 解说，民间所用以传授者是也。其东汉《易》学派别亦有四：曰马融、刘表、宋衷、王 肃、董遇，此皆为《费氏易》作章句者也；（《费氏易》无章句，诸家各为立注。）曰郑玄、 荀爽，先治《京氏易》，后参治《费氏易》者也；（郑玄从第五元先通《京氏易》，荀爽从 陈实受樊英句，亦京氏学。）曰虞翻，本治《孟氏易》，杂用《参同契》纳甲之术者也； 曰陆绩，专治《京氏易》者也。明乎此，则汉《易》之流派，约略可知。① 本师张善文教授亦曾总结两汉《易》学之特色曰： 就易学在汉代流传情况来看，自田何、杨何之后，众家之说迭起，其派别亦颇为纷 多，有立于学官的“今文《易》学”，有未立于学官而在民间传授的“古文《易》学”， 有一人兼通两派者，也有一派繁衍为多支者，不一而足。但汉代《易》学的总体特色则 是注重《周易》的“象数”之学。直至东汉末虞翻创立“虞氏《易》”，则把汉《易》象 数学推至一个高峰。② 两汉《易》学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周易》的“象数学”，或者说，两汉《易》学是由大为 昌盛的“象数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不少《易》 说与当时盛行的谶纬感应、术数阴阳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汉《易》家所创立的《易》 ──────────────────────── ①黄寿祺著，黄高宪校注，《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27 页 ②张善文著，《象数与义理》，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9 页 学体例也相当繁杂，例如：“卦气”说的盛行，占筮术的衍扩，“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 方法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卦”、“爻辰”等具体条例的运用等等，都对当时及 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 高怀民先生在《两汉易学史》中，曾分析了作为汉代《易》学之主流的象数《易》学兴 盛的原因和形态，说： 新的象数易与旧有的儒门易相较，是一张全然不同的面孔，一登场，立刻为易学带 来了新奇与生气，十二消息、六日七分、纳甲、爻辰、飞伏、互体等等，都是前所未有 的新名目，更加上迎合占验灾异的时代人心，于是不旋踵之间，象数易便风靡于世
我们看象数易,第一个印象便是象数易家们总是肆无忌惮地一任自己的思想向四面 八方投射出去:向天上投射,结合了天文星象之学;向地上投射,结合了舆地分野之说; 与律历合流,配合时节天候音声;与各家杂学合流,配合五行干支色相等。活像一枚炸 弹爆发开来,火花四溅。汉易之所以迷人耳目,正是由这种知识的突然开放的新形势所 造成,而象数易之真正引人入胜之处,也在与此 象数易的目的,不在于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乃就人智所能及的知识领域中,去证明 易道的无所不在:天文星宿上可见易道,节候时令上可见易道,鸟兽木石上有易道,音 声色相中有易道…只要是人的知识所及,凡可以比附牵引的,都拉进象数易中派上关系, 尤其在象的变化、数的推求配合与术的创造上,在在表现出“追求新知"”的欲望。所以 我们说,象数易是以知识为活动园地,它与儒门易实同属于人道的范围,只是彼此活动 的区间不同罢了。①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汉代象数《易》学才得以进入了当时乐律学领域的创建、发展 过程中去,与乐律学有了紧密的、显性的关联,此种盛况,此前既未有过,其后亦仅为余绪 实可谓空前绝后。 二、京房《易》学及其乐律体系 以天文历数、地域方位、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应的模式与乐律理论相对应 相值配,是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老的观念学说。《周易》这一古老、奇特的思想文化经典,既 被古代学者认为具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 广大悉备”(《周易系辞传》语)的功效,又独具卦爻符号之象征体系,因此,古代学者曾 依据《易》学的各种学说体系、象数模式,来建构乐律的变化生成形态,从而使《易》学与 古代乐律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援《易》立律的系统理论建构的出现,应推 西汉《易》学家京房为起点。京房的学说,对《易》学与古代乐律理论的关系而言,具有代 表性意义。“京房六十律”的理论体系,经由后世诸多律学家的沿承、发展,形成了一系相承、 不断发展的、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变律体系”,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重视
4 我们看象数易，第一个印象便是象数易家们总是肆无忌惮地一任自己的思想向四面 八方投射出去：向天上投射，结合了天文星象之学；向地上投射，结合了舆地分野之说； 与律历合流，配合时节天候音声；与各家杂学合流，配合五行干支色相等。活像一枚炸 弹爆发开来，火花四溅。汉易之所以迷人耳目，正是由这种知识的突然开放的新形势所 造成，而象数易之真正引人入胜之处，也在与此。 象数易的目的，不在于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乃就人智所能及的知识领域中，去证明 易道的无所不在：天文星宿上可见易道，节候时令上可见易道，鸟兽木石上有易道，音 声色相中有易道……只要是人的知识所及，凡可以比附牵引的，都拉进象数易中派上关系， 尤其在象的变化、数的推求配合与术的创造上，在在表现出“追求新知”的欲望。所以 我们说，象数易是以知识为活动园地，它与儒门易实同属于人道的范围，只是彼此活动 的区间不同罢了。①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汉代象数《易》学才得以进入了当时乐律学领域的创建、发展 过程中去，与乐律学有了紧密的、显性的关联，此种盛况，此前既未有过，其后亦仅为余绪， 实可谓空前绝后。 二、京房《易》学及其乐律体系 以天文历数、地域方位、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应的模式与乐律理论相对应， 相值配，是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老的观念学说。《周易》这一古老、奇特的思想文化经典，既 被古代学者认为具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 “广大悉备”（《周易·系辞传》语）的功效，又独具卦爻符号之象征体系，因此，古代学者曾 依据《易》学的各种学说体系、象数模式，来建构乐律的变化生成形态，从而使《易》学与 古代乐律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援《易》立律的系统理论建构的出现，应推 西汉《易》学家京房为起点。京房的学说，对《易》学与古代乐律理论的关系而言，具有代 表性意义。“京房六十律”的理论体系，经由后世诸多律学家的沿承、发展，形成了一系相承、 不断发展的、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变律体系”，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重视
京房是西汉最重要的《易》学家之一。在《易》学史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 序》所总结的“两派六宗”中,“汉儒言象数……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即为象数学 派之一宗。“京焦”,旧论多称为“焦京”,指的是焦赣、京房。京房固受学于焦赣,史载焦赣 ①高怀民著,《两汉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242页 之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而京房“用之尤 精”(《汉书京房传》),但焦赣的著作,除了与“卦气”说并无太多关联性的《焦氏易林》外, 再无留传者,故无以窥知其说之堂奧,因此,“焦京”之学,还是得由京房来代表。 《汉书》中的《京房传》、《儒林传》、《天文志》、《五行志》等,均有涉及京房《易》说 的内容,也提到了京房“知音声”,但对于京房援《易》立律的具体内容的详细记载,则见于 《后汉书·律历志》,其文曰: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 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郾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 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 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 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 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 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 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 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日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 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 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日‘律和声′, 此之谓也。”房又日:“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 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 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① 此记载,涉及京房所提到的其学说授受来源、“六十律”相生之法、从十二律到“六十律
5 京房是西汉最重要的《易》学家之一。在《易》学史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 序》所总结的“两派六宗”中，“汉儒言象数……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即为象数学 派之一宗。“京焦”，旧论多称为“焦京”，指的是焦赣、京房。京房固受学于焦赣，史载焦赣 ──────────────────────── ①高怀民著，《两汉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242 页 之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而京房“用之尤 精”（《汉书·京房传》），但焦赣的著作，除了与“卦气”说并无太多关联性的《焦氏易林》外， 再无留传者，故无以窥知其说之堂奥，因此，“焦京”之学，还是得由京房来代表。 《汉书》中的《京房传》、《儒林传》、《天文志》、《五行志》等，均有涉及京房《易》说 的内容，也提到了京房“知音声”，但对于京房援《易》立律的具体内容的详细记载，则见于 《后汉书·律历志》，其文曰：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 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 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 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 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 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 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 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 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 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 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 此之谓也。”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 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 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① 此记载，涉及京房所提到的其学说授受来源、“六十律”相生之法、从十二律到“六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