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45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1959年 P473 赫鲁晓夫与纳赛尔在莫斯科，1958年 P501 布达佩斯事件期间，匈牙利街头，1956年10月 P519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1961年6月 P545 左：肯尼迪与麦克米兰在百慕大，1961年12月；右：戴 高乐与阿登纳在波恩 P571 奠边府的法国步兵，1954年4月 P593 林登·B·约翰逊，1965年12月 P623 亭利·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1973年1月 P649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1973年6月 P677 福特总统与多勃雷宁大使（左）和勒列日涅夫（右）在海 参崴，1974年11月 P705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维也纳，1985年11月 P745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国旗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 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规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 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 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 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 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 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 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于预美 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 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 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 史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 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白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 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 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 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于 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白二次大战结束后，国 际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 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作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 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 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听在他国人民耳里，即使不 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 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 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二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3 十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 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 何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官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 芪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 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 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 统外交，跟美国-样信奉民主及倒际法，即可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因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 进人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 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里现，从国际联盟及 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 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 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 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 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行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 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 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 史以来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 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到 …九四五年次大战终了时，美国闲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因 度便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编好来啦造整个世 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 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 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县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 另-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 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大外交 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是：同时存在着儿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 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雉以 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交 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 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 制的地缘政治冲突，面是欧洲人作法不当所造成的。域尔逊在著名的 “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 应以民族月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 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 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 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 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 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已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 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 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 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耽 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 不太可能全力投人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 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一百五十年后才 开始面临。美因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 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 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 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人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 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 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