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法村 一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与国家 地方、社会与国家 1992年7月至1995年2月间，本人先后在英国社会经济 科学院(ESRC)和英国城市大学学术基金会的资助下在闽南山 区安溪县美法村从事了共10个月的社会人类学田野1作。美 法村共有570余户(1994年)，全为汉人家户，由陈氏和李氏家 族组合而成，主家族陈氏家族占人口和土地的90%以上。我选 择以陈氏家族的发展史和现状为中心展开调查。这样做的原因 有三：其一，陈氏家族是美法村的主家族：其二，历史上陈、李二 家族各是独立的村落，它们的结合是民国时期(1912年一1949 年)政府于1932年采用“乡镇保改制”对两个家族村加以合并而 人为造成的，要考察家族村落的结构和变迁，应从其原貌开始； 其二，把焦点放在一个家族，有助于更深入地求知地方社会一文 化的原型与变迁过程。 我的具体田野研究分为三段展开：第·阶段发生于1992年 7月至9月间，我的关注点是该村家族史和地方社会史素材；第 二阶段开始的时间与历史调查是同步的，但延续至1992年之年 终，主要探索该村家族现时代的组织、社会关系，经济、现代政权 和仪式，可以说是对“制度”(iastitutions)的研究；第三阶段在 1
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间进行，焦点放在美法村的民间信 仲和地方权威的专题研究上，注重乡贤的个人生活史调查。在 先后三段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有关该村的亲属组 织、地域性仪式空间、民间地方认同的素材。这一村落所获得的 族谱、家先谱、官方档案、口头传统资料，使本人有可能在对当代 地方生活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基础上对社区变迁的历程有一定历 史深度的理解，而社区历史的理解进-“步为本人在地方性的场 合巾考察明清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转型过程提供了重要 线索。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美法村的历史与当代观察和访谈素材 进行描述和分析。这描述和分析之主线是国家与杜会关系转 型框架下地方性制度变迁，而采用这·历时性的框架主要是考 虑传统ethnography方法的不足。传统上，社会人类学者在进 行研究时，通常是在做了长期的区域性田野调查之后，将所获素 材整理出来写成专著，把这些素材当成是验证某种理论的证据， 即cthnography。其中，ethnography有体例上的规定，它们往往 有-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言，其作用是把田野工作中发现的实 证素材构合为“个论述架构，然后从社区、区域背景出发，人类 学者把具体的素材组成章节加以罗列分析，最后，用分析过的素 材创造出一个整体的社会一文化形貌，并把这个形貌变成一面 反思理论的镜子，用来评论在思想界有彬响的学说。我的叙述 文体也是“理论一田野一理论”的模式。不过，“田野”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共时性的“社区”(communily)分离时空坐落(isolates), 而是不同制度和生活世界的空间和时间变异功程。 从本世纪30年代（吴文藻1935；费孝通1939）算起，社会人 类学的社区田野工作法和ethnography描述法被引进到汉人社 2
会中已有六十多年了。1950年一1960年，Freedmau(1963)和 Skinnert(1964一l965)对之提出了批评，认为在“简单原始社会” 提炼出来的小地方调查与描述方法不足以用米反映汉人社会的 宏观历史体系与文明的复杂社会特质(Freedmar,1963;乔健 1995;E铭铭1996a)。70年代以后，随着港、台、大陆田野]作 的盛行，ethnography的方法在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顺有复 兴之势。但是，到了80年代，·.系列人类学反思作品的出现使 我]再-次看到ethnography的局限、在理论人类学界，一些 学者主要是针对文本作者与被表述的对象之问的关系提出批评 的，他们认为整体论的ethnography所包装的，是人类学者自身 的意义体系和非土著文本权威(Marcus and Cushman 1986; Clifford and Marcus eds.1986),而并非社会事实本身。另-些 学者则针对“异文化”整体论的局限，指出ethongraphy对于礼 区之外的世界体系之“大系统"毫不关照(Wallerstein1974;Eric Wolf1982;Marcus and Fischer1986):再有一些学者则透过对 不同区域的人类学传统的考辨，指出ethnography的写作在人 类学区域范式霸权(region paradigmic hegemon)建构中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Fardon ed.1990)。在汉人社会研究中，也出现 了若千批评和修正，不过这些批评和修正与理论人类学的三类 ethnography批评关系不大，而更重要的是间归到Freedman和 Skinner所提的问题去寻找解决和更新途径。其中，最值得{起 关注的两类修正.性模式：(1)Sangren(1987)和Feuchtwang (1992)先后作出对于汉人社会中的文本传统、正统宇宙论、地方 象征体系之间的关系探讨；(2)Duara(1988)和Siu(1989a)在国 家、地方社会、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社会史和人类学探讨。这两 种修正性模式的叙述上线均是地方性区位体系，但是也在其中 3
强调了超地方的历史、观念、关系网络、国家力量等因素在 ethnography写作中的新角色。 对本人来说，反思人类学批评的意义主要在于提醒我们在 研究和写作中对自身学术洞见的社会一文化局限性有所意识， 而汉人社会研究的新探讨则更切中于目前所获资料的理论梳理 之需要。因此，本文的写作更多地受到后者的影响也更多地是 为了与后者形成理论与方法的对话。我承认Sangren、 Feuchtwang、Duara和Siu所提供的问题和试验性方案的价值。 但是，这些学者为了体现社区之外事物和观念体系对社区的影 响，把注意力转向了社区以上的社会空间单位，如县、区域、甚至 国家和所谓的“大传统”。我的问题是：为了达到表述国家与社 会关系，文本传统一民间传统的关系，我们是否务必超离于传统 人类学研究单位（社区）？如果说本文有什么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在于用社区研究的重新演练对此一问题 给以解答。 笔者将在本文中侧重考察三种体系：(1)以所考察社区为中 心的地方性制度体系，包括亲属制度、仪式制度、经济制度、区域 性通婚与象征制度等；(2)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史的体系及其对 该社区地方性制度的影响；(3)地方性观念认同的体系及其变 异。我想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在社区性田野和历史考察中包容 如上所述三种体系，社会人类学者同样可以对“大社会”、“大传 统”、“国家”等表现复杂社会独特性和“文明性”的诸概念作出反 映。为了证实我的论点，我将批评地引用Giddens和Gellner有 关国家、社会、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Giddens1985;1990: Gellner1983),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史分为传统国家 (traditional state)、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late)、民族一国家 4
(nation一state)三个不连贯的时代，并在此一框架中叙述以社区 为中心的地方性制度史。 依据Giddens的界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 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一社会糅合 的民族一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人的生活逐步被“国 家化”。Giddens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 (Marx)、人的理性化(Weber)、社会分工的发展(Durkheim)之 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 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一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 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 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力量 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 (surveillance)、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 义。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是由于现代社会中 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视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 家所垄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部分。 在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 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城乡之别的格局上（也 就是说，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城乡之 别不仅体现出阶级差异，而且还表示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 的局限性。在任何形式的传统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 被限制在城市之内，同时国家象征体系与宗教与一般人民的“民 俗”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这便导致监视力的软弱。城乡之别与监 视力的不发达证明，传统国家不是“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那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 陲”(frontiers)而没有“疆界”(borders),也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