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点。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 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 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 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 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这一改革很快便初 见成效: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 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 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但是,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不配套,特别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性市场 从而没有单一、充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信息指标,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信息不对称问题会 很严重。而且,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不同形式的政策性负担,这更会加剧国有企业管理者 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 并往往以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作为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借口。于是,放权让利改革的实际 结果就有悖于国家改革的初衷。国家的改革目标是,在给予企业自主权和独立利益的同时 能够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的收益以及财政收入,但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出现 了“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 为了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划清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界限,形成国家财政 收入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机制,政府于1983年和1984年实行了两步“利改 税”改革。1985年,为加强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在投资以及资金使用上树立经济 核算意识,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改革,将企业所需的投资国家财政计划内的无偿 预算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利改税”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公平和稳定的税收制度,使企 业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从而准确地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但是问题在于,价格改革滞后,企业的初始条件不同,而且经济核算和审计制度不健全。这 些制约因素使“利改税”无法绕开一户一率的调节税和“鞭打快牛”的现象,而且企业往往 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手法来增加自己的所得,规避税赋。结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未象预期那 样的稳定增加 2、国企改革向所有权层面过渡(1987-1992年) 为了保证国家权益不被过分侵蚀,中央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86年开 始,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 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一种思路是受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启发,认为应该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 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 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 有多种形式,主要是“两保一挂”承包制,具体内容是: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技术改 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 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 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是 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 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
的特点。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 国营 但是，由于资源配置机制、 环境改革不配套，特别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性市场， 从而 为了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划清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界限，形成国家财政 收入 2、国企改革向所有权层面过渡（1987—1992 年） 为了保证国家权益不被过分侵蚀，中央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从 1986 年开 始，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 1987 和 1988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 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 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 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这一改革很快便初 见成效：1979 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 1978 年增长了 10.1 %，高于 1957—1978 年的平均 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 1978 年的财政赤字 10.17 亿元转为 1979 年的财政盈余 135.41 亿 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 7. 5%。 宏观政策 没有单一、充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信息指标，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信息不对称问题会 很严重。而且，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不同形式的政策性负担，这更会加剧国有企业管理者 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 并往往以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作为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借口。于是，放权让利改革的实际 结果就有悖于国家改革的初衷。国家的改革目标是，在给予企业自主权和独立利益的同时， 能够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的收益以及财政收入，但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出现 了“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 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机制，政府于 1983 年和 1984 年实行了两步“利改 税”改革。1985 年，为加强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在投资以及资金使用上树立经济 核算意识，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改革，将企业所需的投资国家财政计划内的无偿 预算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利改税”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公平和稳定的税收制度，使企 业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从而准确地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但是问题在于，价格改革滞后，企业的初始条件不同，而且经济核算和审计制度不健全。这 些制约因素使“利改税”无法绕开一户一率的调节税和“鞭打快牛”的现象，而且企业往往 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手法来增加自己的所得，规避税赋。结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未象预期那 样的稳定增加。 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 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一种思路是受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启发，认为应该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 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 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 1987 到 1992 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 有多种形式，主要是“两保一挂”承包制，具体内容是：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技术改 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 14.1 %和 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 1987 年比 1986 年增长 8.0 %，1988 年比 1987 年增长 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是 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 承包制的第一年即 1987 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 1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987年的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 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实际上,承包制仍然无法解决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承包制合同的确定是企业与主管部 门的“一对一”的谈判,这种“一对一”的谈判中,国有企业拥有信息上的优势,这必然导 致企业在与国家的讨价还价中,争取有利于企业的条件。此外,在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还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承包期内的短期行为,承包制决定了经营者的收益只与其承包 期内的企业绩效相关,现实中不少企业为了完成上缴任务,往往采用拼设备的办法,掠夺性 地利用资源;二是在承包合同兑现时基本上是“负盈不负亏”。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的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 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支持这样一种思路的学者认为:股份制改 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国有 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 这当中主要的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 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 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难以象设计的那样进行;而且,由于当时股 份制不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 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 之中。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年一现在 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该《决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紧随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于1993年2月颁布, 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 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思路。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纲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除了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外,还提出了“抓大放 小”的改革思路。《纲要》指出,“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 “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 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中小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非国有化,无疑是正确的。中 小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低,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小,而且,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而言,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 解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要素、经理、股票等市 场体系。中国经济中还缺乏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仍旧存在,所以,国有企 业的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仍难根除°。 6详见本章第三节的分析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86 年的 20.8%，骤降为 1987 年的 18.4%，一年下降 2.4 个百分点， 1988 年又急剧降到 15.8%，比 1987 年又下降 2.6 个百分点。 实际上，承包制仍然无法解决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承包制合同的确定是企业与主管部 门的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的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 主张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2 年—现在） 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 紧随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于 1993 年 2 月颁布， 并于 但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 解决 “一对一”的谈判，这种“一对一”的谈判中，国有企业拥有信息上的优势，这必然导 致企业在与国家的讨价还价中，争取有利于企业的条件。此外，在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还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承包期内的短期行为，承包制决定了经营者的收益只与其承包 期内的企业绩效相关，现实中不少企业为了完成上缴任务，往往采用拼设备的办法，掠夺性 地利用资源；二是在承包合同兑现时基本上是“负盈不负亏”。 ，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支持这样一种思路的学者认为：股份制改 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国有 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 1986 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 这当中主要的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 ,“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 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 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难以象设计的那样进行；而且，由于当时股 份制不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 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 ,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 之中。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该《决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19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 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思路。1996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 纲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除了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外，还提出了“抓大放 小”的改革思路。《纲要》指出，“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 “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 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中小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非国有化，无疑是正确的。中 小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低，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小，而且，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而言，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相对容易一些。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要素、经理、股票等市 场体系。中国经济中还缺乏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仍旧存在，所以，国有企 业的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仍难根除6 。 6 详见本章第三节的分析。 13
4、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进展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报告对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出了原则性调整,其主要内容有: “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 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与原来的体制的差别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原来实行的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 者职能,而新体制实行的是国家所有,授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这样做,可以调动起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第 二,原来实行的是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分割的体制,容易出现多个部门都可以说自己是所 有者的代表,对企业发号施令,而一旦出现问题,又相互推委,不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五 龙治水”现象。而新体制实行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这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新体制强调加强法制建设。 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按照 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资 委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它是在整合原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 改革和管理的职责,原中央工委的职责,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职责,以及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的有关中央直属企业经营者的部分分配政策职责的基础上成立的。国资委的监管 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目前直接监管的企业共有196家,截止 2002年底拥有资产总额6.9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万亿元 国资委对国企改革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用其统一的事权来解决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 同原来“五龙治水”的情形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仍然没 有触及“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一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单凭国资委的成立仍 然不能使国有企业的很多根本问题得到解决 第三节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 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是大中型企业。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 样,都面临由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委托一代理问题是企业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能否解决好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是关乎现代 大中型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对于中国也不例外。为了分析国有企业面临问 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在这里首先介绍现代企业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之后以此为参照, 分析我国的情形。 现代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1)企业一般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早已不是业主制企业,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大中型企业。现 代大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于企业的直接控制大大弱化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了股权的厂 泛分散和单个股东对于企业控制力的下降。经理阶层获得了日益重大的控制权。所有权和经 营权相分离,形成了所有者和经理阶层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而委托一代理关系天然
4、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进展 2002 年底，中共十六大报告对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出了原则性调整，其主要内容有： “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 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与原来的体制的差别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原来实行的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 者职能，而新体制实行的是国家所有，授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这样做，可以调动起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第 二，原来实行的是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分割的体制，容易出现多个部门都可以说自己是所 有者的代表，对企业发号施令，而一旦出现问题，又相互推委，不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五 龙治水”现象。而新体制实行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这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新体制强调加强法制建设。 2003 年 3 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按照 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资 委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它是在整合原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 改革和管理的职责，原中央工委的职责，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职责，以及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的有关中央直属企业经营者的部分分配政策职责的基础上成立的。国资委的监管 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目前直接监管的企业共有 196 家，截止 2002 年底拥有资产总额 6.9 万亿元，所有者权益 2.5 万亿元。 国资委对国企改革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用其统一的事权来解决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 同原来“五龙治水”的情形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仍然没 有触及“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一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单凭国资委的成立仍 然不能使国有企业的很多根本问题得到解决。 第三节 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 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是大中型企业。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 一样，都面临由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是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能否解决好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关乎现代 大中型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对于中国也不例外。为了分析国有企业面临问 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在这里首先介绍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之后以此为参照， 分析我国的情形。 1、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1）企业一般的委托－代理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早已不是业主制企业，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大中型企业。现 代大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于企业的直接控制大大弱化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了股权的广 泛分散和单个股东对于企业控制力的下降。经理阶层获得了日益重大的控制权。所有权和经 营权相分离，形成了所有者和经理阶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委托－代理关系天然 14
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 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2)激励不相容,在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与代理 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责任不对等,在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时,代 理人的损失至多是个人的工作机会,而委托人可能失去所有交给代理人经营的巨额资产。 在现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产生,西方国家也形成了一整 套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治理结构。其中有些是外在于企业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外部治理机制 主要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为企业经理提供外在的激励和约束:有些是企业内部的制 度安排,可以称为内部治理结构,主要针对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解决委托一代理 问题的首要切入点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基础上,激励相容和责任对等才能有据可循。 否则任何单单旨在解决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的努力,最终都会流于形式 于西方和中国的企业都一样 (2)解决委托一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 在现代企业成长过程中,随两权分离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安排从企业外部接管了相应 的企业治理职能,这为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一代理问题创造了外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竞争 性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性的经理市场、竞争性股票市场。这三者构成了现代企业的外部治 理机制。 首先,竞争性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提供了监督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缓解 了信息不对称难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中,要素在地区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追求高回 报率: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要素价格反映稀缺程度,产品价格反映供求状况。竞争性产 品和要素市场体系的功能有二。其一,市场竞争本身就是对企业的一种强有力的外在激励机 制。市场不停地淘汰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其二,更主要地,竞争又提供 了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外部的充分信息。给定企业自由转产转业的条件,企业的利润水平决 定于成本水平,而成本水平又决定于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因此利润率水平和经营能力、努 力程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只要把单个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加以比 较,就可对该企业经理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 其次,竞争性的经理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向企业经理施加了有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在竞 争性的经理人员市场中,高能力的、尽职尽责的经理,能得到高的薪酬:否则经理只能得到 低薪酬,甚至会失业。所以经理人员要提高其收益,必须先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股票价格 主要取决于企业未来利润流的现值。经理人员只有努力提高企业的长期预期利润,企业的股 票价格才会提高,经理人员在企业的地位才会巩固。 (3)基于外部治理机制的内部治理结构 内部治理的职能,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按照外部市场竞争提供的充分信息,制定并实施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计划:并以一定程序在事先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减低责任不对等可能 带来的危害。发达国家经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中,很大的部分和企业业绩直接挂钩,如按业绩 赠送的股份,股票期权等。目的在于缓解经理人员和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另一职能在于,针对责任不对等问题,以一定程序事先保证所有者 权益免受因经营者决策重大失误或资产掠夺造成的损害。一项重大决策的程序包括:提出动 议:批准;执行;监督和奖惩。提岀动议、执行是管理性决策,归经营者掌握:批准、监督 和奖惩是控制性决策,归所有者掌握。 外部的市场竞争仅能提供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而且,委托人所得到
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 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2）激励不相容，在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与代理 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责任不对等，在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时，代 理人的损失至多是个人的工作机会，而委托人可能失去所有交给代理人经营的巨额资产。 在现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西方国家也形成了一整 套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治理结构。其中有些是外在于企业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外部治理机制， 主要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为企业经理提供外在的激励和约束；有些是企业内部的制 度安排，可以称为内部治理结构，主要针对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解决委托－代理 问题的首要切入点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基础上，激励相容和责任对等才能有据可循。 否则任何单单旨在解决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的努力，最终都会流于形式。这一点对 于西方和中国的企业都一样。 （2）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 在现代企业成长过程中，随两权分离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安排从企业外部接管了相应 的企业治理职能，这为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创造了外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竞争 性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性的经理市场、竞争性股票市场。这三者构成了现代企业的外部治 理机制。 首先，竞争性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提供了监督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缓解 了信息不对称难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中，要素在地区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追求高回 报率；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要素价格反映稀缺程度，产品价格反映供求状况。竞争性产 品和要素市场体系的功能有二。其一，市场竞争本身就是对企业的一种强有力的外在激励机 制。市场不停地淘汰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其二，更主要地，竞争又提供 了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外部的充分信息。给定企业自由转产转业的条件，企业的利润水平决 定于成本水平，而成本水平又决定于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因此利润率水平和经营能力、努 力程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只要把单个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加以比 较，就可对该企业经理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 其次，竞争性的经理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向企业经理施加了有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在竞 争性的经理人员市场中，高能力的、尽职尽责的经理，能得到高的薪酬；否则经理只能得到 低薪酬，甚至会失业。所以经理人员要提高其收益，必须先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股票价格 主要取决于企业未来利润流的现值。经理人员只有努力提高企业的长期预期利润，企业的股 票价格才会提高，经理人员在企业的地位才会巩固。 （3）基于外部治理机制的内部治理结构 内部治理的职能，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按照外部市场竞争提供的充分信息，制定并实施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计划；并以一定程序在事先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减低责任不对等可能 带来的危害。发达国家经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中，很大的部分和企业业绩直接挂钩，如按业绩 赠送的股份，股票期权等。目的在于缓解经理人员和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另一职能在于，针对责任不对等问题，以一定程序事先保证所有者 权益免受因经营者决策重大失误或资产掠夺造成的损害。一项重大决策的程序包括：提出动 议；批准；执行；监督和奖惩。提出动议、执行是管理性决策，归经营者掌握；批准、监督 和奖惩是控制性决策，归所有者掌握。 外部的市场竞争仅能提供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而且，委托人所得到 15
的信息只是代理人行为的结果,无法在事先防范代理人在责任不对等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重大 渎职行为。内部治理机制以事先和事中的监督,弥补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但一旦脱离了外 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就无所依凭了。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是有效的外部治理的唯 形式:但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形式则有可能不同。 2、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1)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形成 传统体制下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产物(林毅夫等 1999)。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初级工业化,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有三个特点:(1) 建设周期长,资本投入多;(2)重工业建设所需的资本品技术含量高,大多需要从发达国家 进口:(3)重工业发展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本。而当时中国国情也有三个特点:(1)资 本存量少,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发展;(2)出口工业狭小,可 用的外汇资源少,外汇短缺、昂贵,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的成本高:;(3)经济剩余主要来自 农业,非常分散,集中、动员这些分散的资本也非常困难。重工业的特征与当时中国国情之 间存在尖锐矛盾,在由竞争决定价格、由价格配置资源的市场体制中,重工业是缺乏自生能 力的产业,如没有政府的扶持就发展不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丰富的 资源禀赋结构下,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外币价格都会比较高,资本密集的产业不是中国的 比较优势所在。如听任市场调节,会把资源配置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中去。要优先发展重 工业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门槛:并 用降低工业投入要素价格,即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将经济中的剩余从农 业和矿业等第一产业集中到重工业部门来,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当然工资压低了,生 活必需品价格也必须压低,以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当利率、汇率、工资、物价低于市 场均衡价格时,会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出现全面的短缺。所以,为了保证紧缺的资源配置 到重工业部门中去,政府形成了计划型的资源配置机制。金融、外贸外汇、物资流通、农产 品购销制度,都体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特征。相应于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集中的计划型资 源配置制度,形成了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因为在扭曲的宏观政策 环境下,企业盈亏不反映其经营状况。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 把由政府价格扭曲所创造的超额利润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和其他与重工业发展无关的活 动上。为了保证国家的产业发展意图不至于被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自利行为所影响,必须 剥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体现国家的产业发展意图。企业的职 能仅在于实施上级下达的生产、投资计划 (2)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特有的特征 大量的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它具有不同于市场经济 中一般企业的特殊的特征:背负着政策性负担 我国的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有两大类:社会性政策负担和战略性政策负担。前 者是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的退休、养老保险以及诸如职工医疗、子女教育等 社会性职能所形成的负担。后者是在传统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下,投资于我国不具比较优 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和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对于剥离冗员和退休、养老等所形成的 社会性政策负担,理论和决策界已有共识,近几年来在冗员下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方面 也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对于战略性政策负担,理论界则还讨论不多,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 业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根源于此
的信息只是代理人行为的结果，无法在事先防范代理人在责任不对等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重大 渎职行为。内部治理机制以事先和事中的监督，弥补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但一旦脱离了外 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就无所依凭了。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是有效的外部治理的唯一 形式；但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形式则有可能不同。 2、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1） 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形成 传统体制下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产物（林毅夫等， 1999）。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初级工业化，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有三个特点：（1） 建设周期长，资本投入多；（2）重工业建设所需的资本品技术含量高，大多需要从发达国家 进口；（3）重工业发展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本。而当时中国国情也有三个特点：（1）资 本存量少，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发展；（2）出口工业狭小，可 用的外汇资源少，外汇短缺、昂贵，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的成本高；（3）经济剩余主要来自 农业，非常分散，集中、动员这些分散的资本也非常困难。重工业的特征与当时中国国情之 间存在尖锐矛盾，在由竞争决定价格、由价格配置资源的市场体制中，重工业是缺乏自生能 力的产业，如没有政府的扶持就发展不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丰富的 资源禀赋结构下，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外币价格都会比较高，资本密集的产业不是中国的 比较优势所在。如听任市场调节，会把资源配置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中去。要优先发展重 工业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门槛；并 用降低工业投入要素价格，即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将经济中的剩余从农 业和矿业等第一产业集中到重工业部门来，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当然工资压低了，生 活必需品价格也必须压低，以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当利率、汇率、工资、物价低于市 场均衡价格时，会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出现全面的短缺。所以，为了保证紧缺的资源配置 到重工业部门中去，政府形成了计划型的资源配置机制。金融、外贸外汇、物资流通、农产 品购销制度，都体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特征。相应于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集中的计划型资 源配置制度，形成了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因为在扭曲的宏观政策 环境下，企业盈亏不反映其经营状况。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 把由政府价格扭曲所创造的超额利润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和其他与重工业发展无关的活 动上。为了保证国家的产业发展意图不至于被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自利行为所影响，必须 剥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体现国家的产业发展意图。企业的职 能仅在于实施上级下达的生产、投资计划。 （2）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特有的特征 大量的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它具有不同于市场经济 中一般企业的特殊的特征：背负着政策性负担。 我国的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有两大类：社会性政策负担和战略性政策负担。前 者是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的退休、养老保险以及诸如职工医疗、子女教育等 社会性职能所形成的负担。后者是在传统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下，投资于我国不具比较优 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和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对于剥离冗员和退休、养老等所形成的 社会性政策负担，理论和决策界已有共识，近几年来在冗员下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方面 也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对于战略性政策负担，理论界则还讨论不多，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 业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根源于此。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