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 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 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 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 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 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 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 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礼记》一书的内容, 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 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 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 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 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 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 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 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 《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 《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 《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 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 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 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 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 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 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 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 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 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 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 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 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 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计凡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 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 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 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 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 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④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 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 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 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 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 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 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 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 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 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 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 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 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 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 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 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 《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 《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 《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 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 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 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 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 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 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 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 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 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 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 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 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722 年）， 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481 年），计凡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 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 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 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 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 ③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2～93 页。 ④ 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 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賞霜不杀菽 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 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 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 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 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 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 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 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 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 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 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 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 《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 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 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 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 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 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 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 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 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 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 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 《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 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 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 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 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 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 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 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 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 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 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 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 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 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 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 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 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 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 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 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 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 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 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 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 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 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 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 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 《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 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 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 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 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 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 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 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 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 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 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 《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 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 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 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 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 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 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 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 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 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 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 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 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 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 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 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 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 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 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 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 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 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 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 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 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 道的左丘明。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 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左传》一书, 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 《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 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 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 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 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 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 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 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 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 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 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 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反映出程 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 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 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 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 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 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 ①《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后学,并在孔子死后 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③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 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 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 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 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 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 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 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 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 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 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 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 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 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 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 《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 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 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 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 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 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 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 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 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 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 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 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 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 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 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 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 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 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 ① 《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 后学，并在孔子死后 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 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 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 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 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 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 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 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 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 《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 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 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 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 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 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 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 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 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 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 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 《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可见,《左传》和《国 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 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 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 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 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 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 《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 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 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 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 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 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 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 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 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 更便阅读。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 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 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 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 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 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 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 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 《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 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 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 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 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 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 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 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 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 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 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 《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 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 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 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 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 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 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 《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 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 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 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 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 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 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 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 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 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 更便阅读。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第二节史地书 《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纪年》是太康二年(281年)在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一部魏 国编年体史书,记载简单,有如《春秋经》。因为原书写在竹简上,故又称 作《竹书纪年》。此书,上起黄帝,继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 时魏国的史事,到魏襄王(前299年)为止。此书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辑 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对此 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可以纠正《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 错误。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 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 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精。 据《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 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世本》是先秦史官为当时奴 隶主贵族修编的宗谱,也叫“世”或“世系”。书中有《帝系》、《王侯世》、 《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篇。司马迁的 《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的《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 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至于郑樵的《通志》也都曾参考或引 用《世本》作为佐证,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不过,《世本》现存佚文 只是些零散记事,彼此不阳连属,不易看出原来的面貌。《世本》于宋代佚 失,清代有各种辑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 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 的记载,自黄帝直至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非史官 在当时是不易掌握这样丰富的史料,但这些内容,却不属于那时史官的职守, 而应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战国历史转折时期内,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 的总结,《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一部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 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书名原不统一,初有《国策》 《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 本子。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去掉重复,互相补充,编定三十三篇,始 定名为《战国策》。今本《战国策》分为《东周策》、《西周策》各一篇 《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 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和《中山策》 篇。所记,继春秋之后,论楚汉之起,包括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从中 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书体例,与《国语》相同,是一种国别史 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但书中多有夸张虚构之处,与史实不尽相符,应 当引起注意。西汉刘向编辑成书后,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佚,宋代曾 巩又重新校定。南宋时,出现两个本子,一为姚宏的续注本,一为鲍彪改定 编次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基础上,又作《战国策校注》一书,为 战国史学者所推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战国策》标点本,以 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颇便 阅读
第二节 史地书 《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纪年》是太康二年（281 年）在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一部魏 国编年体史书，记载简单，有如《春秋经》。因为原书写在竹简上，故又称 作《竹书纪年》。此书，上起黄帝，继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 时魏国的史事，到魏襄王（前 299 年）为止。此书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辑 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对此 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可以纠正《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 错误。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 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 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精。 据《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 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世本》是先秦史官为当时奴 隶主贵族修编的宗谱，也叫“世”或“世系”。书中有《帝系》、《王侯世》、 《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篇。司马迁的 《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的《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 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至于郑樵的《通志》也都曾参考或引 用《世本》作为佐证，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不过，《世本》现存佚文， 只是些零散记事，彼此不阳连属，不易看出原来的面貌。《世本》于宋代佚 失，清代有各种辑本。1959 年商务印书馆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 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 的记载，自黄帝直至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非史官， 在当时是不易掌握这样丰富的史料，但这些内容，却不属于那时史官的职守， 而应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战国历史转折时期内，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 的总结，《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一部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 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书名原不统一，初有《国策》、 《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 本子。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去掉重复，互相补充，编定三十三篇，始 定名为《战国策》。今本《战国策》分为《东周策》、《西周策》各一篇， 《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 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和《中山策》 一篇。所记，继春秋之后，论楚汉之起，包括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从中 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书体例，与《国语》相同，是一种国别史， 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但书中多有夸张虚构之处，与史实不尽相符，应 当引起注意。西汉刘向编辑成书后，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佚，宋代曾 巩又重新校定。南宋时，出现两个本子，一为姚宏的续注本，一为鲍彪改定 编次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基础上，又作《战国策校注》一书，为 战国史学者所推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的《战国策》标点本，以 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颇便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