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十九世纪初期中文报刊诞生背景在上一章，曾提到世界上最早的近代化中文报刊是由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的。接下来讨论以下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英国传教士为什么要创办中文报刊（即办报的动机何在）：其二是，这家最早的中文报刊为什么不是在中国境内出版，而是问世于远距中国1200海里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呢？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得先掌握当时中国社会的背景及其对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也得了解早期耶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所处的环境。一、中外关系的特征自从荃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以来，英国就一直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1685年，中国一改过去的方针，准许朝贡国家以外的国家前来通商，遂揭开了中英贸易的序幕。此后，英国即采取积极态度，向中国推售其毛织品及印度棉织品等产品而换取中国的茶叶写丝網等。到8世纪中叶，英国压倒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而几乎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已经是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拥有东方殖民地的强国。为了配合国内的工业革命，东印度公司更进一步要向中国寻求工业产品的市场以及生产原料的供应。然而，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一般老百姓过的是勤劳与穷苦的生活。在曼彻斯特机械布与既结实又便宜的中国土布之间，他们选择后者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上层社会人士，四季都有其传统样式的制服，材料全用当时举世无双的中国丝织品。由此可见，东印度公司输往中国的产品，并非中国人所迫切需求。1793年，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George）的“上谕”中就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换句话说，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与封建的经济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结构，对于与外国通商贸易采取的是消极与否定的态度。在清廷看来，贸易是“天朝”施给“外夷"的一种恩惠。基于如此态度，1757年以来对外贸易只局限于广州一带。即使是在这惟一准许与“外夷“通商的港口广州，也附加上了各种限制的条件。对于一心追求高利润及扩大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一一特别是英国来说，当然不会满足上述的状况。因此，英国除了设法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之外，也无视中国的禁烟令，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到了19世纪，西方国家输往中国的鸦片价值已凌驾于中国出口丝茶等商品的价值之上，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在白银外流与银价扶摇直上的背景下，不但政府的国库收支与货币流通受到破坏，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而陷人困苦的境地。也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官方对强行推行鸦片贸易的西方国家深表不满，即使是一般民众（农民与手工业者）也是十分反感的。这样的对外关系与贸易体制，一直延续到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于1842年迫使中国签署《南京条约》时才告结束。二、基督教新教对华的拓教活动1.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对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古老封建中国发生浓厚兴趣的，除了欧美的政治家与大商人之外，该是在各地积极开展拓教活动，力图叩开其大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了。18G5年，伦敦布道会理事会就通过有关圣书汉译的议决案。该布道会可以说是最早考虑向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基督教（新教）的团体。5在当时的伦敦布道会眼中，中国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家，缺乏足够的情报。即使是在英国驻华专使马嘎尔尼伯爵（LordGeorgeMaCartney，1737~1806）身旁的英国人当中，也没有个人通晓中文一一传教不可或缺的媒介。不少人甚至怀疑中文是否是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文。伦敦布道会最早考虑的对华传教活动据点，不是中国，而是华侨聚居，且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半岛的槟城。这是旨在学习语文及为传教活动做好准备工作的一项选择。由此可见，该布道会从一开始就有意将英国具有影响力的马来半岛，作为对华传教活动准备阶段的据点和实验场所。下一章将探讨的最早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所以诞生于马六甲，显然不是没有理由的。2.马礼逊被赋予的使命及其对“文字播道”之重视1807年春，首名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马礼逊（RobertMomison
第2章十九世纪初期中文报刊诞生简票！1782~1834.亦译为玛礼逊），并不是直接到槟城，而是先绕道美国，寻求美国政府援助之后而航渡至广州的。当时该布道会赋予马礼逊的直接任务是先学好中文，然后编辑英汉辞典及将《圣经》翻译为中文，而未赋予他“传道与说教”的任务。当时，马礼逊遇到的难题，不仅是来自有如印度等英国殖民地人民对传教士所采取“非友好”的态度，而且还得面对在葡萄牙当局庇护下，已在澳门活动、敌视新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此外，在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下，对于“外夷“人境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外国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2这些都可以说是外来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困难。至于传教土本身，首先得克服的最大难题，正如前面所述，就是掌握被当时的外国人认为儿乎是无法学会的汉语。由于中国方言众多，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所幸的是，中国全国的文字统一，因此尽管方言复杂，彼此都能通过文字相互沟通。早期到中国拓教的另一名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就曾经指出：在（清朝）帝国全国，文字媒体是相通的。因此，通过文字代替口语对话，是彼此柯互交换看法所常用的手段。由于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士即使是使用与作者截载然不同的方言，对同一文字有不同的发音，都能理解同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全国，不仅使用字义相同的文字，就连文章的体裁也是统一的。换句话说，在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眼中，尽管中国方言众多，只要掌握汉文，就能有效地达到传教的目的。马礼逊在倾其全力学习汉文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翻译等以印刷媒体为传教手段的“文字播道"的工作上，显然是基于上述的判断。三、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合作关系面对着上述重重的困难，马礼逊又是怎样开展其对华的拓教活动（以“文字播道”为中心）呢？首先得指出的是，马礼逊在抵达中国后，就与东印度公司接触，并于1808年底受聘为该公司的翻译。他与该公司的密切合作关系是不可忽视的。据马礼逊本人的叙述，他在抵达澳门之后，就带着介绍信拜访当时东印度公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同广州分行的重要人物乔·斯当东（Sir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当时中国产禁外国人学习汉文，东印度公司也禁止从事贸易活动以外的人士在该地居留。不过，在斯当东的支持下，马礼逊一开始就获得该公司的援助。51808年底，当马礼逊在澳门发生居留问题，伦敦布道会曾一度考虑将他派往原定计划下的槟城时，东印度公司决定聘请马礼逊当翻译，年薪五百英铸。这项决定，无协助马礼逊结束了其在广州的不安定生活。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可以获得在中国居留的合法地位。这对马礼逊早日完成伦敦布道会赋予的使命，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当然，东印度公司之所以支持马礼逊，并不单单是为了支援新教，更重要的是，马礼逊一心一意要掌握汉文以及他对英汉辞典的编辑工作，对于该公司也是有益与值得嘉奖的事业。正因为如此，马礼逊在1811年编辑的汉语语法及1822年完成的英汉辞典，都是在公司鼎力援助下进行与出版。特别是英汉辞典的编辑工作，经费多达15000英镑，没有公司的大力支持是不易进行的。事实上，为了编辑该辞典，马礼逊从1814年开始就一直利用公司的字盘和印刷机，并在该公司优秀的印刷技术人员的合作下进行有关工作的。如果没有该公司的协助与底护，在当局严禁外国人出版中文书籍的情况下，马礼逊的英汉辞典是不可能面世的。1816年，马礼逊以秘书兼翻译身份，随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勋爵（Lord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前往北京谈判。当时由于特使拒绝在拜会清朝皇帝时行即头礼而未取得预期的成果。不过，在陆路归途中，他们走访了好几个讲不同方言的省份，获取了不少情报。从上述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当局的关系，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在华的“教”、商”、“管“三者是一体的。四、清朝的禁教政策及来自天主教的阻碍对于外国人的传教活动，当时清廷采取的是严厉禁止的政策。紧随着1805年（嘉庆十年）颁布有关应该取缔洋人传教活动的奏牌，清政府又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正式公布如下之谕令：嘉庆十六年五月丙午上谕内阁刑部议复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一折。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逛惑内地民人基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感，递相传授，迷惆不解，岂不荒悸？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辆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