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率论同治：三、四年（即1864、1865年）。两家早期的中文报纸皆发端于外人，分别附属于当时香港的两家西报。5在中国报业史上，《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或前半期：两报与后来在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成为了鼎立于香港的三大日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与上海的《申报》（1872～1949年）等日报，在中国报坛一直处于领导地位。香港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外文报纸及中文报纸发行的中心地。上述香港三大报纸在报业史上又各有其受人注日与重视的特色：《香港中外新报》被认为是最早的中文日报：《香港华字日报》则发行至1941年底，也就是日军占领香港前夕才告停刊，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日报之一。至于《循环日报》，则不仅是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也是中国最早的政论报纸。因此，研究当时在中英文报业中心地香港发行的上述三家代表性的中文日报，不但有助了解早期中文报的面貌，还可窥见19世纪萌芽期的近代化中文日报发展与演变过程之一斑。本书从第七章至第九章即分别针对上述三大日报进行详尽的考证与分析。但是，要研究上述早期的香港报纸（由于它们在形态上与内容上有别于传统的“邸报”、《京报》等“官报”，当时人们称之为“新报“@），其困难要远比对前述西方传教士发行的中文崇教报刊之研究为艰巨。因为，尽管这些中文崇教报刊的原件已无法在当时发行地的马六甲或香港等地找到，而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几乎没有保存；惟在大英博物馆内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Library），相对上却有相当完整的收藏。也基于这个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对上述报史进行研究，或个别介绍、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出现。与此相反，有关香港早期三大日报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由于早期报纸的失，无法找到原件印证，因此，即使是有关报纸的创刊日期、版面形态与内容也还处于不清楚的阶段。也因为如此，人们对于《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的研究，除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戈公振略有提及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绝大多数报史学者不是沿袭戈氏说法，就是在肯定戈氏叙述的基础上，提出些微的补充、订正与质疑，而未进行深人研究。至于有关《循环日报》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与其说是着重于研究这份报纸本身，不如说是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对该报倡办人王韬及其思想、文学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浓厚兴趣。在资料方面，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也未曾利用早期的《循环日报》，而是把王韬的政论集《园文录外编》或者《园尺牌》等当作研究主体。人们对于《循环日报》版面的安排、内容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乃至创日期等一直只是停留在从间接资料推测的阶段。对于报史研究者来说，要搞清楚上述三大报纸（也就是所谓“新报“）早期面貌的轮哪，首先，最重要的莫过于设法寻觅第一手资料一一当时报纸的原件，或者可靠、接近于第一手资料的有关证据。只是在发掘新资料与小心求证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或比较准确地辨认当时“新报“的内容与特征。针对（香港中外新报》，小野秀雄曾以幕府未年在日本国内发行的官版香港新闻》以及当时的手抄本《香港船头货价纸》等资料为基础发表研究论文。在有关论文中，小野认为《官版香港新闻》的“中文原书”是《香港船头货价纸》，而《香港船头货价纸》与《香港中外新报》是同一系统的报纸。当然，小野撰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与解释日本早期报史的问题，他所引用的资料也是以日本方面的资料为中心。不过，从中国报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启示（特别是有关《香港船头货价纸》这份报纸存在的考证）。正是在小野的启示下，笔者长期以来走访了不少国家的图书馆、藏书家及旧书坊，也曾经向可能收藏有关资料的图书馆探询早期报纸、文献或档案记录的下落。在长期不断探询与广泛搜集资料的情况下，笔者终于发掘了79份在1859年发行，藏于美国麻省EssexInstitute（现易名为PeabodyEssexMuseum）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原件。与此同时，笔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也寻觅了一份报史学家从未利用，刊于1872年5月4日的早期《香港中外新报》。在详细阅览，比较与求证上述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笔者不但有信心同意小野的推论，即《香港船头货价纸》系《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而且对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创刊年月，该报（以及《香港中外新报》创刊目的、版面安排、内容、读者对象乃至该报（以及《香港中外新报》）在中国报业史上所处的地位，有进一步明确的认识。本书的第七章，就是环绕着上述问题予以探讨，并根据上述新发掘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原件，以及日本版的《官版香港新闻》等资料为基础，进行内容分析。对于《香港华字日报》的研究，长期以来报史研究者都以收录于《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的影本，即1873年6月4日的该报为迄今所见最早的《否港华字日报》。笔者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及大英图书馆新闻图书馆翻阅《德臣（西）报》（TheChinaMail）时，则发现该报从1871年3月至1872年4月之间，每周末曾解有一版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而这《中外新闻七日报》，其实就是《香港华字日报》的前身。《中外新闻七日报》原件的发现，不仅使笔者有信心订正戈公振对《香港华字日报》创刊日期的“定论”，而且也得以对《中外新
第章绪论闻七日报》的内容进行分析从而对该报以及后来改名独立出版的《香港华字日报》的风格、论调，有较明确的认识。上述问题，也正是本书第八章的中心内容。第九章是对《循环日报》的分析与研究。笔者所依据的是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该报最初发行的五个月的报纸（包括收录1874年2月4日创刊号的新闻与文章的小册子和1874年2月5日至7月4日的原件），以及东京大学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收裁的三个月的报纸原件（1874年5月16日至8月10日），由于其中有重复，因此合计为半年份的报纸。通过对上述报史学者未曾利用过的早期《循环日报》的研究，不但得以订正报史学者对该报创刊日期的错误记载，也使我们对于这家中国第一份政论报纸的早期版面、内容与言论面貌，有更清楚的轮廊。换句话说，本书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对现有的直接或间接资料，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充分利用，或者新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一报纸原件，进行搜集、求证、研究与分析，从而对1815年至1874年的60年间近代中文报业的发展与形成的过程有个明晰的概念。【注释】19世纪萌芽期近代化中文报业的特征之一是“报纸”与“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D为“报纸杂志混合型”（见冯爱群编著：《中国新闻史》，第42~50页），或泛称之为“报刊。其二是报纸的出版周期由长而短，从月刊逐步发展为日刊。尽管办报者未必是同一批人，以及主角已逐步从西方传教士转为欧美商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其三是，不管是从版面形式或者内容的变化（如新闻报道量逐步增加，宗教月刊登载市场消息）等方面来看，当时的月刊与后来的日报是有前后相互影响与不易分割的关系的。因此，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宗教刊物在出版周期、版式与内容上与今日之“杂志"颇为接近，但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近代化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驱。本书日文版根据日本新闻学界的传统称法，将这些早期的“报纸杂志混合型“的产物依其出版周期称为“月刊新闻纸"（即“月刊报纸"）。但由于“月刊报纸"在中文很少使用、本书中文版沿装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说法，泛称之为“报刊，但在探讨上述具体的刊物时，则根据其出版周期而称之为“月刊”。2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写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上海商务版第三章，第1页（香港太平版，第64页），但根据大英图书馆之原件，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本文依据原件名称。③一分学者主张中国报纸最早之锥形，可追溯到春秋时代，例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上册，第64页。戈公振在其名著《中国报学史》中，将现代报纸诞生以前的报纸全划人“官报独占时期”，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官报“的概念未必能够完全涵盖该时期报纸的实态，而主张称之为"古代报纸。例如，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第8~9页等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戈公振曾表示最早的“邸报”，可能可以追溯到前汉时期，但由于无法找到原件或其他强5/有力的证据，因此一般认为始自唐代的说法较为可靠。参看黄卓明：前引书，第19～28页：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合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第5~8页：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页及复且大学新闻史教研室：《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2页等。黄卓明：前引书，第8页。6?方汉奇：前引书，第1页。“小报“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法报纸。它最早出现于北宋末期，在南宋时期曾大量流传。8在元，明、清时代，曾有类似小报的“小本”、“小钞“或“报条“等刊物出现。内容虚实混杂、其中也有一此朝廷不愿让外界知晓的人事及机密事宜，因此曾遵当局查禁。参看足立利维、三泽玲尔：《中国报纸（新闻）史研究（）一一关于邸报和小报》，《关西大学社会学部纪要》第十卷第-~号，第207-212页。9方汉奇：前引书，第2页。黄卓明：前引书，第177页。30戈公振：前引书，上海商务版第三章，第1页（香港太平版，第64页）。同上，上海商务版第三章，第4页（香港太平版，第68页），据原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02传》的“记“字有时也写为”纪”，本书统一为“记”有关19世纪上半叶报纸与杂志未有区别的特征和意义，参看贤模：《近代中国报史初篇》第章引论，见《新闻资料研究》总第七辑，1981年，第301~303页。#有关宁波《中外新报》停刊的年份，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版第三章，第5页（香港太平版，第68页）及Alexander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uMissiunariestotheChinese，p.244的记载是1860年，而Roswell.S.Briton在其著作TheChin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p.51）中则认为是1861年。笔者看到的日本翻刻版（官板中外新报）收录着“中外新报第十二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成丰十年正月初日刊"（即1861年2月）的内容，可见至少是在1861年2月，《中外新报》尚未停刊。小野秀雄：《关于我邦初期的报纸及其文献一兼为本书采录的报纸及书籍解题》，见《明冶文化全集》第十七卷《新闻编》，第4页。戈公振：前引书，上海商务版第三章，第10~11页（香港太平版，第73页）。Q6同上。当时的上海还未成为商业与报业的中心，上海的英文报始自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08(The North-China Herald)。 见FrankH,H.King and PrescottClarke,AResearchCuidetoChina-CoastNeuspapers1822~1911，p.28.而上海最早的中文报，也仿自香港的中文报。见Britton，op.cu..p.63.为了与传统的“邸报“及《京报》等有所区别，当时的报纸常以“新报“为其报名。例如香港09的《香港中外新报》、上海的《上海新报》和汉口的《昭文新报》等。上海《申报》的美查（ErnestMajor）最初也考患将报名命为《申江新报》，后将之略称为《申报》。为了向读者说明“新报“的内容与特征，该报在创刊初期曾数度刊文解说，并介绍有关香港“新报”的情况。参看上海书局《申报》编印组编印：《《申报》介绍》，第11~13页：梁家禄等：前引书，第36页
第1章绪论7》有关《遇迩贯珍》及《六合丛谈》的研究，笔者曾为文分别刊于日本立教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19号（1974年）及23号（1978年）上。台湾《国立图书馆馆刊》第-卷第四期（1968年）及第二卷第四期（1969年）也曾先后刊登了蔡式的（《谈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谈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详细介绍了有关的资料。此外，上海复且大学的《新闻大学》也曾先后刊登了宁树藩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同刊第四期，19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同刊第五期，1982年）及章玉梅的《各国消息介绍》（同刊第六期，1983年）等。戈公振：前引书，上海商务版第兰章，第1011页（香港太平版，第73~75页）。20例如，林友兰在台湾《报学》上登载的几篇有关香港早期报业史的文章中（如《伍廷芳与2近代中文报业》，见《报学》第五卷第三期，1974年等），曾对戈民的看法提出多项质疑（包括《香港中外新报》的首任编者及创刊时期等），但由于没有原件立证而缺乏说服力。2有关中日及欧美对王韬研究的详细文献，参看西里喜行：《王韬与循环日报》，《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三卷第三号，第88~96页。例如赖光临：《王与循环日报》，《报学》第三卷第九期，第52~64页。20在日本翻刻的早期汉文报刊的刊名上皆加上官板”二字，以别于原刊，例如翻刻自《六2合丛谈》者改称为《官板六合丛谈》，但源自《香港船头货价纸》的《香港新闻》（有关考证详论于第匕章第一节）则加上“官版二字而命题为《官版香港新闻》。本书在谈论个别报刊时，皆根据其原文写法，但在谈论这些日本版汉文报刊时，则统称之为“官版。小野秀维：《关于翻刻新闻杂志的原书》，《新闻学评论》第一号，第52~53页。根据笔者在大英图书馆发掘之有关原件，《循环日报》系创刊于1874年2月4日无疑。但由于未见到原件（或后来才复制的该报之缩微胶卷），一般报史学者皆根据1932年《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所述，将该报的创刊自期误为“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即187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