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卓南生著超新味中ZHONGGUOJINDAIBAOYEDAZA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
【新加坡］卓南生茗中国近代粮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简体字版（增订版）序言序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近二十年来，新加坡的卓南生教授以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史研究专家董声于海内外。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的文章毛举鹰击，纲领昭畅，议论豪健，字换风霜，经常以如橡之笔，部析形势，使奸邪为之辟易，使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作为新闻史研究专家，他对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初叶到70年代中期的那一段新闻事业的历史，有十分独到的研究，在中外新闻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就是他在这一领域内的重要成果。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他是在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及日本新闻学与新闻史开山祖小野秀雄教授和日本著名新闻学教授平并隆太郎两位大师级学者的启发和引导下，进人这一领域的。最先接触的，是被小野秀雄称之为“我邦（指日本）报纸的祖先”的那一批“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即所谓的“官版翻刻报纸”。这是当时的日本人为了获取国外信息，用日文摘编翻印的一些在中国境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他是从关注这些“官版翻刻报纸“开始，逐步转人了对中国近代早期在海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的研究的。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止，他在一度担任《星洲日报》执行编辑和社论委员的同时，用了近16年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陆续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日本立教大学首名社会学（主修新闻学）的博士学位。1990年出版的日文本《中国近代新成立史（1815一1874)》一书，就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修改和补充后完成的。1998年4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是由他自己编译的这部书的中文繁体字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版，则是经过他自已审定的上述那部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并增录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珍贵原件影印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卓南生教授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一些论文，开始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新闻大学》、《新闻研究资料》等专业杂志上刊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一份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之为《香港新闻》的报纸：《香港中外新报》创刊的年份是1857年的11月3日，而不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58年；创刊时的报名是《香港船头货价纸》，而不是《中外新报》，若干年后才改称《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其前身是1871年3月11日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而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64年。这些论文和论文中的上述观点，都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震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长期以来，戈公振的那部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其中的一些论据和观点经常为在它以后出版的各种新闻史专著和教材所引用。我自己也一直奉它为圭桌，从来没有对它的论述有过怀疑，从来没想到过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在如此关键性的问题上，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和差错。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卓南生教授从日本东京赶来参加，在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了的有关香港《循环日报》研究的论文，提出了该报创刊于1874年2月4日，而不是通常认为的1874年1月5日，并对该报人员的组成，版面的安排，新闻和评论的内容，以及王韬在该报的活动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剖析。纠正和补充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循环日报》研究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和不够全面的看法。他的这次发言，同样也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引起了石破天惊的效应。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报纸和刊物，除了《退迩贯珍》、《六合丛谈》等少数几家在中国国内有少量存留外，大部分在两岸三地都已失藏。除了戈公振在上个世纪20一30年代，曾经专程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过它们的部分原件外，其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没有接触过这些原始材料。从1935年戈公振逝世，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近半个世纪期间，由于国内外战争和被迫中断国际间的正常文化交往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到海外去搜访相关的资料。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史和涉及这部分报刊的时候，只能重复戈公振已经作出的结论，或根据一些十分有限的二手材料，作进一步的诠释和演绎。错误、缺失和局限，都在所难免。这也正是卓南
序言一简体手版（增订版）序声生教授的那些论文和发言引起轰动的个重要的原因。卓南生教授的上述论文，现在已经全部收入本书。它们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所作出的一些论证，对中国两岸三地新闻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类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纷纷根据他的上述研究成果，作了相应的修订，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史研究的某此重要的问题上，以传的局面宜告结束，使已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的夺失得到纠正，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收入本书的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历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在治学问题上的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开掘和利用。为了掌握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他不仅跑遍了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东京神保町附近的旧书店，东京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图书馆、明治新闻杂志文库和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而且横跨东西两洋，访遍了世界各地的几个主要的图书馆，包括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研究室，伦教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人学图书馆，美国的麻省PeabodyEssexMuseum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在这些公私图书馆和文献资料收藏中心中，翻阅了它们所皮藏的大量的近代早期中文报刊的原件，并对这些原件进行了深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不达目的决不休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其次，是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他对他所提出来的每一个观点，都作了认真深入的推敲和论证，探喷求索，勾微阐幽，条分缕析，考订精详，确实做到了言必有征，无一语无根据，无一语无出处。这种严谨的求实的学风，在本书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摄要每月纪传》、《遐迩贯珍》等宗教月刊和《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等中文报纸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有了以上两个突出的特点，加上它所征引的大量原始材料，附在各章正文之后的详细注释和插刊于书前书后与正文之间的大量的罕见的报刊原件照片，使得卓南生教授的这部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使用价值。它不仅如日本立教大学的平井隆太郎教授所说的，“首次填补了日本在这研究领域之空白”，也填补了中国新闻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它和日本著名学者小野秀雄、小野川秀等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一样，都体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国际化，都达到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的高峰。我和卓南生教授相知相识近20年，曾经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行切链和交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之初，他就参加了学会主办的各项学术活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