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 会关系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 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根据地由三块根据地组成:一块是黄(安)麻(城)起义后在1928年创建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商(城)南起义后在 1929年秋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六(安)霍(丘)起义后在1930年1月创建的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 政府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己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 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 命最早是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的。1927年11月通过《土地没收案》,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80% 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结果树敌过多,最终孤立了自己。井冈山根据地的 土地革命从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 l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 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闽西根据地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根据地于1930年上半年 全面开展分田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 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 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 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苫地不整理。”国民党有时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没有真正实行。只有坚决 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 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 展了土地革命。 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但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 民的条件下,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中央,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的一般原理出发,反复强调用发展工人党员的办法保持中国党的先进性。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 性地解决的。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 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 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 认识上的严重分歧,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改选掉了他的前委书记。8月 下旬,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到达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全面情况。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 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 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 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 会关系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 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根据地由三块根据地组成：一块是黄（安）麻（城）起义后在1928年创建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商（城）南起义后在 1929年秋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六（安）霍（丘）起义后在1930年1月创建的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 政府。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 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 命最早是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的。1927年11月通过《土地没收案》，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80%， 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结果树敌过多，最终孤立了自己。井冈山根据地的 土地革命从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 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闽西根据地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根据地于1930年上半年， 全面开展分田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 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 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 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国民党有时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没有真正实行。只有坚决 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 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 展了土地革命。 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但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 民的条件下，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中央，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的一般原理出发，反复强调用发展工人党员的办法保持中国党的先进性。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 性地解决的。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 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 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 认识上的严重分歧，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改选掉了他的前委书记。8月 下旬，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到达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全面情况。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 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 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 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
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査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
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 “ 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