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 第一节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号召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 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它之所以会在20年代中 期爆发,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缘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进 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 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 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 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 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 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中共三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另一种方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 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8月,中共中央的 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时遭到多数人反对,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 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党的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正确地 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 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 阔的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的历史功绩 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 身利益,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 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 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 子
第二章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 第一节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号召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 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它之所以会在20年代中 期爆发，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缘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进 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 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 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 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 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 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 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一、中共三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另一种方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 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8月，中共中央的 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时遭到多数人反对，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 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党的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正确地 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 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 阔的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的历史功绩。 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 身利益，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 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 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 子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 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瞿秋白汪精卫翻译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 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 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共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 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 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 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促进国民党发生了新变化。改组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和海外存在,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 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空前的大发展。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 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 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 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 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 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 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皑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长)出仼军校政治部主任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 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 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 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 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瞿秋白汪精卫翻译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 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 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共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 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 东。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 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 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促进国民党发生了新变化。改组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和海外存在，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 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空前的大发展。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 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 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 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 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 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 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皑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 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 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 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益明显,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由于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国民党右 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但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 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 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民主革命的内 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 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 点提出来了。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四大选出 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 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 命风暴就要来临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率领工人要求复工和 发工资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伤者10余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 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 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 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 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 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这次罢工运动是全国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大革命高潮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 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1万,比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边 远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正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的“当他们要争取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 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益明显，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由于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国民党右 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但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 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 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民主革命的内 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 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 点提出来了。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四大选出 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 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 命风暴就要来临。 三、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率领工人要求复工和 发工资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伤者10余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 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 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 国各地约有1700 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 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 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这次罢工运动是全国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大革命高潮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 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1万，比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边 远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 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正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的“当他们要争取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 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在东江的陈炯 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的桂军。他们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暗地 里却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相勾结,伺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此外还有,还有港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和地主买办武装广州商团,都对广 东革命政府构成威胁。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革命根据地。 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是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斗争。广州商团是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 地主陈恭受为首的买办地主武装。它拥有10个团,多达4000余人,蓄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8月初,孙中山下令扣留了商团非法 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并下令通缉陈廉伯。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的有力配合下,平息了商 团叛乱。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部,之后又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部的叛乱,消除了广东革命政 府的隐患。 平定叛乱之后,为了适应孙中山逝世后的新形势,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 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 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此前后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 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五、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 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蒋介石势力的增强,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在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同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展 开积极斗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联共中央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通 过解释说明国共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为了统一认识,明确以后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 议。会议决定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 是到处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 恽代英、萧楚女等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思想的 恶劣影响。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 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受到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 效”,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 派占很大优势。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 子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失误之处是没有触动新右派,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 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夜,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 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在东江的陈炯 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的桂军。他们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暗地 里却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相勾结，伺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此外还有，还有港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和地主买办武装广州商团，都对广 东革命政府构成威胁。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革命根据地。 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是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斗争。广州商团是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 地主陈恭受为首的买办地主武装。它拥有10个团，多达4000余人，蓄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8月初，孙中山下令扣留了商团非法 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并下令通缉陈廉伯。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的有力配合下，平息了商 团叛乱。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部，之后又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部的叛乱，消除了广东革命政 府的隐患。 平定叛乱之后，为了适应孙中山逝世后的新形势，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 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 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此前后，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 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五、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 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蒋介石势力的增强，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在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同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展 开积极斗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联共中央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通 过解释说明国共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为了统一认识，明确以后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 议。会议决定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 是到处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 恽代英、萧楚女等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思想的 恶劣影响。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 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受到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 效”，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 派占很大优势。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 子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失误之处是没有触动新右派，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 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夜，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 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
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 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 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都辞去职务。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原因:第 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 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尽管党的四大己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 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精辟地分析了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 度”,但是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 分坚持参加革命的,同时也要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更不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 亡”。第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联合进攻下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 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限于孤立以至于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陈独秀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使其在党内占了上风。第三,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骨子里是反共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他在 表面上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直至整理党务案后,他仍说:“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 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 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 第二节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正式提出北伐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进行,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2月,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 干”,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 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 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主力,争取孙传芳、张 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部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急调 主力南下,双方在汀(ting)泗桥、贺胜桥一带展开激战。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退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占 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 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8月底,两湖战场的重大胜利使孙传芳改变中立态度,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担负监视 孙部任务的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 指挥的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第四、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消灭了孙传芳
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 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 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都辞去职务。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原因：第 一，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 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尽管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 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精辟地分析了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 度”，但是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 分坚持参加革命的，同时也要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更不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 亡”。第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联合进攻下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 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限于孤立以至于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陈独秀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使其在党内占了上风。第三，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骨子里是反共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他在 表面上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直至整理党务案后，他仍说：“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 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 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 第二节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正式提出北伐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进行，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2月，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 干”，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 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 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主力，争取孙传芳、张 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部。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急调 主力南下，双方在汀（ting）泗桥、贺胜桥一带展开激战。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退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占 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 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8月底，两湖战场的重大胜利使孙传芳改变中立态度，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担负监视 孙部任务的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 指挥的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第四、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消灭了孙传芳